近年来,快速递增的聚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多是循着何谓教育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而铺开,兼及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意义与实现路径等议题。这种研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路,对理解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从概念上把握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有意义的。但是,当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初始目标基本达成,面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多样化表述,审视这些教育高质量发展差异化观点背后的立场、假设,就成为深化教育高质量发展认识环中的一项新的研究任务。 探讨教育高质量发展,目的不是比较谁的看法更高明,更不是提出一个能取代众说的统一真见,而是从消极意义上防止因各说各话而出现认识上的浅尝辄止,从积极意义上拓展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涵,确保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落地与实践探索更为务实、更可持续。与现行的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不同,本文不把阐释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作为主打方向,而把呈现那些有代表性的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蕴藏的视域作为目标,从而增进人们理解教育高质量发展所负载的价值意义。在此基础上,以视域融合理论为观照,拓展一种察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全球化视域,倡行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教育高质量发展见解,展望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未来研究方向。 一、经济社会发展视域的教育高质量发展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本体意义是有限和受限的,更多的时候,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也只能在比较和关联中才能获得深入的理解。经济社会发展视域的教育高质量发展就是一种将教育高质量发展置放在更为广阔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中予以阐发的追求与实践。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使用广泛但意涵飘忽不定的术语。在一些偏爱以社会变迁解读经济活动的经济学者看来,经济社会发展就变成了经济的社会发展,这意味着社会发展乃是揭示经济奥秘的关键所在。《经济社会的起源》一书的著者威廉·米尔博格曾说,“要理解经济变革,就必须了解经济所嵌入的社会和道德背景。”[1]1-2 实际上,经济社会发展是由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所构成的浸润着时代意味的复合语词。也就是说,今天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协同共进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历史上的某个阶段某个时刻,它们有可能是彼此分离的,甚至是相互冲突和对立的。这是由于“经济发展追求效率、社会发展倡导公平,二者在发展动力、运行机制和测度准则上的不同,导致不同历史时期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及二者间关系的认知出现差异,进而造成一定时期内、一定区域范围内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社会发展水平(或者社会发展水平领先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间的不平衡、不协调现象成为世界各国遇到的普遍性难题”。[2]前言1针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可能出现的失衡、矛盾,能否有效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 经济发展通常是以维系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为存续条件延展下来的,没有经济活动作为根基的经济发展,势必会成为无法理解的无本之末。然而,经济活动虽然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进行的物质生产及相应的交换、分配和消费,但它带来的可能是单一的经济增长,即国民经济的规模扩张和物质财富量上的快速膨胀,而不是以尊重人的幸福追求和多方面满足人的精神发展需求为目的的经济发展。如此一来,那些重视改进人类生存境况和彰显精神需要满足的社会发展,就获得了与经济发展捆绑并行的机遇,原本各行其道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也就自然而然地跃升为一体化的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共同取向乃是经济与社会两者之协调共进、互依共存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两个子系统在发展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彼此和谐一致的过程,最终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服从于经济社会整体功能的发挥,从而增进社会福利,推动社会发展。”[2]33 当然,若细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种表述,不难看出其所强调的仍是经济与社会两者的关系与结构。但是,如若经济与社会本是浑然一体且配合得当的话,那么超越关系与结构的一些不同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性质及阶段类型等,就更值得探讨和阐释了。多年前,我国有研究者提出,经济社会发展并不是为满足人类不断膨胀的贪欲,更不是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粗暴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经济社会发展之目的乃是为了给自己、给他人和给后人创造无限的幸福,人的幸福最大化是评估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尺度。“人的幸福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过程,也是一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个人满意度不断增加的过程。所以,我们认为,是幸福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应当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3]265,256 从当下的情况看,高质量发展,或者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似有取代其他相关术语的趋向,成为出镜率最高的词汇。首先,在广受关注的高质量发展上,人们倾向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高效率、公平和绿色可持续的发展。”[4]20。其次,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人们倾向于以发展阶段的先后、高低来定位和判断,主张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而原有的适应后发追赶式发展的经济社会体制机制,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高质量发展就是经济的总量与规模增长到一定阶段后,经济结构优化、新旧动能转换、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结果。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始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5]510 须强调的是,今天如若要找出一个能集中体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文本,那一定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莫属。它是中国第一份以高质量发展为灵魂而制定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国家规划。该规划表明,我国着力构建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模式,总体上属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并由此带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治理模式,即在坚守经济发展中心地位的同时,注重协同推进社会发展。实际上,这种治理模式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治理国家社会建设的本质趋同的,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复杂动态的经济社会发展境况时,为完善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在中共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中有如下文字让人印象深刻,“党必须集中精力领导经济建设,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同心协力,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6]正因如此,我国倡行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体上是一种以经济社会发展为立足点,统筹推进社会全域发展的政策与实践。 大凡偏向从经济社会发展视域讨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言说者和践行者,思想上多相信起码不会抵触教育隶属于经济社会的相关主张。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有意还是无意,努力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基场中寻找根据和支撑,乃是他们面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原初反应。具体说,经济社会发展视域下的教育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秉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和战略选择来推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这是因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追求和需求,理应成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回应重点和努力方向。国家重大战略调整乃是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确定高等教育目标任务的重要依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点如质量变革、动力变革、效率变革等,是可以移植到高等教育领域的。这并非简单的复制,而是因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应解决的问题,亦即需求侧与供给侧之间具有极强的关联性”,“积极应对发展环境变化,重新聚焦发展目标,对发展策略做出适应性调整,是每一所高校都应该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7]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能否坚持走科技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之路,将决定着中国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的前途和命运。有研究者指出,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度非常高,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乃是高等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和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历史必然。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灵魂”在于文化创新、“命脉”在于人才培养、“归依”在于社会服务、“源泉”在于科学研究。[8] 二是认为教育高质量发展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致性、同步性,强调教育高质量发展在社会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功用。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教育发展自身是一个系统,同时又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子系统。教育发展本身的系统性程度和水平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反过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又影响着教育系统的水平和质量。这就是所谓的教育高质量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一致性和同步性。“整个教育体系的高质量有赖于各个高质量的教育子体系及其诸方面的有机衔接、相互协调,形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接力与合力,这便是教育体系的系统性。”[9]同时,“社会是一个复杂多维的系统,它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取决于各社会子系统的发展程度。高等教育作为重要的社会子系统之一,其发展程度与质量既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子系统的制约,又对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子系统起到推动作用。”[10] 另一方面,教育高质量发展在社会全域发展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发挥着先导性作用。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人才,而高质量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支持,教育高质量发展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支撑和创新引领的作用。一般而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人才资源保障,乃是教育高质量发展基础性功用的主要体现。与此同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先进科技知识等方面的智力支持,则可视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先导性作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攻关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紧迫性愈加突出。有研究者提出,大学作为社会进步的灯塔,是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孵化器。新时代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更加紧密,高等教育已成为经济社会进步的晴雨表。[11] 三是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话语、概念观点、模型方法借鉴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上来,其突出表现就是教育高质量发展上的“阶段论”。“阶段论”是人们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所持有的一个共识度很高的观点。有研究者提出,高质量发展首先是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标识性概念而提出的。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只有将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相联系,深刻认识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契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进一步增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自觉性和坚定性。”[12]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论解释,深刻影响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相比于经济学研究来说,教育领域对高质量发展的反应相对滞后。“经济学的先导性研究也为我们关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致思路径与解释框架。”[13] 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启发,一种观点认为,基础教育开始从传统的“数量补差”与规模扩张之教育事业外延式发展模式,进入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升级模式。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基础教育薄弱,学校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合格的师资和必要的设备严重缺乏”的窘迫现实,“数量补差”式发展就自然地成了当时学校发展建设的首选方案。随着教育人才短缺的缓解,同时出于效益提升的考虑,规模扩张式发展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教育行动选择。那个时期,数量追求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色调,整个社会对数量、规模的重视压倒了对质量的诉求,质量取向也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次色调。[14]与此同时,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伴随着高等教育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有关高等教育的评估也需要从量化评估转向高质量评估。面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现实,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不只是因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改进人的培养过程和提升人的受教质量,从根本上实现“高等的教育”或者“成人”目标。原有的高等教育量化评估,乃是高等教育评估的初级阶段,它适应和满足了高等教育高速增长阶段的需要;而高等教育高质量评估,乃是高等教育评估的高级阶段,目的是深挖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意涵,促进高等教育的制度环境建设。[15] 二、公共政策视域的教育高质量发展 公共政策视域彰显的是,为应对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挑战,国家政府通过政策思想与实践的转变创新,所展现出来的治国理政能力、精气神状况、工作努力程度及其效果。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政策渐从公共行政中分离出来,成了一个检视政府执政水平的重要模块。不过,令人惊诧的是,公共政策越是受到重视,似乎就越难达成一个统一的公共政策认识。公共政策成了一个为多学科使用和予以定义的见仁见智概念。[16]休斯指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关注点和重点的公共政策,“第一种被称之为‘政策分析’;第二种是‘政治性的公共政策’。政策分析人士是那些坚持使用在公共政策领域开创之初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断拓展该领域的人,也就是说,他们通过较抽象的统计资料和数学模型来研究决策和政策制定的问题。政治性的公共政策论者更感兴趣的则是公共政策的结果、成效、决定特殊事件的政治上的相互作用和政策领域——例如,健康、教育、福利、环境——而不是统计方法的使用。”[17]152有研究者认为,鉴于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最重要属性,这就决定了不能将政党政策纳入公共政策领域,公共政策的范围只能窄化而不能泛化,公共政策即是政府的政策。[18]实际上,很多政党的政治行为同样具有强烈的公共性,如若因为公共性而将政党政策删除或将之与政府政策区别开来,很可能给政策研究造成伤害。基于这种考虑,将公共政策视为“公共权威当局,为解决某项公共问题或满足某项公众需要,所选择的行动方案或不行动”的解释,就具有了明显的合理性。[19]100-101 每当我们身处激剧变化或深度转型的社会当口,研制和出台公共政策、执行和评估公共政策就成了国家政府积极作为、主动作为和创新作为的风向标、试金石。此时国家政府的领导力,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而展现出来。实际上,国家政府的“治国平天下”的领导力,常常是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变革、创新而实现的。公共政策的调整、变革和创新,既是国家政府尽责履职的有力体现,也是国家社会整体发展变革的前奏,亦是国家整个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高度遵从同一性原则。现在一方面,全球的主要矛盾正发生着深刻变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当今世界的动荡使得复杂性、紧张不安和矛盾冲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类正遭遇生态压力以及不可持续的经济生产和消费模式、全球财富增加但脆弱性和不平等加剧、相互联系日益紧密但不宽容和暴力日益严重、人权和性别平等虽有改善但落实仍很困难等多方面的挑战和矛盾[20]13-17;另一方面,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开始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转化。国际国内变化着的主要矛盾,对国家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也对社会政策创新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彼得斯在谈及政府未来治理模式问题时说,“对于政府部门来讲,变革与其说是一种特例,不如说是一种惯例。”[21]序言5这句话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