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三落三起”的人工智能与各种新兴技术“联袂”正加速智能时代发展。随着各类元宇宙平台的涌现，人类社会有望进入“虚实结合、信息极大丰富、立体生动”的智能数字空间(唐玉溪，等，2022)。智能时代机遇与风险并存，不少学者担心未来可能出现的通用人工智能或超级人工智能将会彻底重构人类社会，甚至有可能动摇人类主体地位。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对教师提出了何种挑战、带来何种机遇以及教师如何应对，始终是学界及实践界关心的重要课题。在实践层面，教育部自2018年启动第一批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工作后，2021年再选择北京大学等100个单位开展第二批试点，反映了国家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为教育教学及教师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在学术层面，学界在探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存在的问题时大致有以下四种进路：一是从技术哲学中的“人—技”关系视角探讨教师的存在价值和转变策略。如有学者从具身、解释、他异和背景四种“人—技”关系出发探讨教师在智能时代的应对之策(赵文平，2020)。二是从智能时代教育中“人”的视角审视教师存在的哲学。如有学者提出教师实践智慧养成是其在智能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叶波，等，2020)。三是从教师在课程、教学和知识等方面所拥有的主导优势进路确立教师存在的合法性。如有学者提出，“知识信息、数字资源智能传播与呈现的掌舵者”是教师在智能时代的应然定位(赵磊磊，等，2021)。四是从人机比较视域讨论智能时代教师的发展方向。如有学者提出审美素养是智能技术无法超越人类教师的核心品格(何齐宗，等，2021)。这些视角和观点无疑对人们认识智能时代教师存在的定位、意义和应对策略有启发作用，但亟须从教育生成逻辑、教师文化特质、教师社会价值等方面进一步揭示智能时代教师存在的根本之道。人们对智能时代教师存在问题的方向把握和认识深度将决定教师在未来实践中是“为人工智能所困”“随人工智能所动”还是“驭人工智能而成”。因此，当前有必要深入追问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何以存在的问题。 一、教师存在的多维规定性考察 重思教师存在之基，有助于洞察智能时代教师存在的合法性和发展之道。具体的形而上学主张克服抽象的形而上学，提出了“达成广义的存在与人自身存在的统一”的哲学思维范式(杨国荣，2002)。这启发人们对智能时代教师存在之基的追问应从教师存在的多维规定性展开。 (一)师生深度交往：人类教师存在的本质特性 对教师存在的理解要从其与学生所构成的交往关系入手。从教育交往的视角看，师生之间存在三种不同层面的交往形式。一是为了教育活动的交往。通过语言、文字和图像等文化符号媒介传递教育内容的师生交往，为教育活动开展提供基础。此类师生互动属于基础层面的师生交往。智能教育系统由于集成了高仿真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和沉浸式虚拟体验技术等多种先进的人机交互技术，其与学生的交互效果可与传统基础层面的师生交往相媲美。二是作为教育活动的交往。在教育活动中教师需要通过专业化的交往形式和方法对学生产生影响，如通过探究法、实验法、演示法、讲授法等专业教学方法承载特定的理论、技能和情感教育内容帮助学生获得成长。智能教育系统在此层面的部分交往活动中具有一定优势，但相较于人类教师而言缺乏教育交往所需的灵活性、启发性和探索性，因此难以替代人类教师所承担的交往角色。三是超越教育活动的师生交往。师生交往既生发于教育活动之中，又超出教育活动范畴，对人的生命产生深远影响，正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教师采取的以心相交、言传身教和关怀提携等交往行动，不仅对学生学问修养提升有重要作用，更对学生终身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此种层面的师生交往是智能教育系统可望而不可即的关系境界。 真正的教师身份需要在教育交往实践中生成。恩斯特·卡西尔在谈及如何把握人类的本质时提出，人们只能从“功能性的定义”角度出发把握人的“本质”，正是人类劳作和活动体系规定了人的本质(恩斯特·卡西尔，2003，pp.119-120)。教师并非纯粹由国家或社会所设定的抽象职业角色，其身份和影响在师生深度交往关系中和具体教育教学实践中逐渐生成。师生交往不仅是教育活动的重要形态，更蕴含教师存在的本体论意义。教师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在于其与学生展开的多场景、跨时空和深层次交往，在师生关系中获得实质性的教师身份。马丁·布伯直言，“我的学生铸造我”(马丁·布伯，1986，p.31)。正是由于师生关系的存在和师生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教师才能真正成为自身。对于学生而言，当教师通过深度交往的形式对学生起到支持、指导、启迪和唤醒作用时，方能成为学生心中真正的教师。 人工智能在教育中与学生所构成的关系仅是依附在“人—人”交往关系中的“人—机”关系。唐·伊德认为，人与技术之间存在着“具身”“诠释”“背景”等形式的关系(唐·伊德，2017，pp.118-123)。这几种“人—技”关系在智能教育中同样有所体现，且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化及其融入教育的程度而加深，此种“人—机”关系形态变得愈发复杂，可促使学生的认识形式、范围和能力获得提升。从上述有关教育交往层次分析可发现，此种“人—机”关系与师生深度交往中的“人—人”关系有本质区别。学生与教育中的人工智能之间的交互实质上构成了包括异质性主体在内的特殊关系网络。然而，此种关系网络缺乏师生间思想、精神和情感的互动，不同于师生之间的生命交往关系。因而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师生关系。人工智能在师生交往中嵌入所形成的“人—机—人”关系形态只能从属于师生之间的交往关系，并不能“反客为主”。在科学设计且合乎伦理的前提下，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解放师生之间繁重的知识传授与学习工作，使师生交往变得更加纯粹且有意义，让教师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唤醒和启迪学生生命的活动上，在更好培育学生的同时也成就了教师自身。概而言之，智能技术有助于促进师生交往，但由于其与学生交互效果仅相当于浅层次的师生交往，且其与学生形成的关系难以独立存在，因而难以从师生交往的本体意义上替代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