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60(2007)04-0021-09 一、“使命”、“学者”及其二者的内在关系 谈及“使命”，毫无疑问它与“人”或“组织”存在的目的、方向和目标紧密相关。正因为如此，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 Peter F.Drucker )在其对“管理”所下的经典定义中，就用“使命”一词来诠释管理的内涵和本质。他指出：“管理就是界定企业的使命，并激励和组织人力资源去实现这个使命。界定使命是企业家的任务，而激励与组织人力资源是领导力的范畴，二者的结合就是管理。”[1]究竟何谓“使命”？根据《汉语大词典(缩印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的解释，它一指“命令”、“差遣”；二指“任务”、“责任”；在英文中，“使命”一词为“mission”，《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第三版)》将其解释为“Special task”，即“特殊的任务”，与《汉语大词典(缩印本)》中第二种解释相近。综合以上词典的解释，我们认为：“使命”就是人或组织应当肩负的职责、任务和责任。使命是人或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它代表着人或者组织存在与发展的目的、方向和奋斗目标。使命是人或组织对自身应有价值的一种判断和要求，它代表着人或组织对事业的价值取向和定位。“使命”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时期它具有不同的内涵。 何谓“学者”？根据《汉语大词典(缩印本)》给出的解释：“学者”其一指“做学问的人，求学的人”；二指“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人”。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中，它将“学者(scholar)”解释为“person who studies an academic subject deeply”，即“对某个学科领域有较深研究的人”，与《汉语大词典(缩印本)》中的第二种解释接近。在我国现代对学者颇有研究的著名教育家郑晓沧看来，“学者”相当于德国的“Research scholar”。他曾指出：“兹姑以一般Scholar为言，其在中国，今日通称为‘学者’，求之旧籍，依个人意，相当于‘士’”。……“士”“以其主持风化，作社会之表率言，其行为、事功，影响于社会者亦至巨。今吾人姑且置伦理的意义而不论，则‘士’之解释，为‘推十合一’，即能以演绎与归纳整理思想。”“凡具有此种修养者，始可谓之‘士’或‘学者’。然中国向重人本主义，故向来‘士’之涵义，除学识外，亦必注重其人格之修养”。[2](p.38)在他看来，“学者”不仅含有研究学术的应有之义，它还包含强烈的社会关怀及可作表率的人格修养这层内涵。我们认为：所谓“学者”，就是以学术研究为业并在某一学科领域有较高造诣的人。 学者与使命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因为使命代表着人或组织存在的目的、方向与责任，规定着人或者组织存在的目的、方向和奋斗目标，是人或者组织赖以存在的原因和目的。使命不仅意味着对职责的强化与明确，是组织和人安身立命的价值定位与内在动力，它归根结底体现了组织与人生存状态的职责意识，是组织和人栖居的内在化的精神家园。因此，学者必然有其特定的使命，他不仅不能拒绝使命，相反，必须勇敢地承担起时代所赋予自身的使命，并为之付出行动和承诺。学者的使命表征着学者存在的目的、方向与责任，它表明学者是谁？学者应做什么？学者为什么要做它？学者的使命是学者区别于其他群体的重要标志和自己栖居的精神家园，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家园，学者其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形象及其与大众的差别就会消失。对于学者而言，学者只有清晰、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才能全力去践行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充分发挥和展现自身的价值。学者对自身肩负使命的透彻地自觉意识不仅可以增强学者对社会和时代的责任感，使之获得明确的方向意识，增强工作的原动力，从而更热诚、更专心、更专情地去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且，它还有助于提高学者学术思考的品质。费希特指出，“给予个人以荣誉的不是阶层本身，而是很好地坚守阶层的岗位；每个阶层只有忠于职守，完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才受到更大的尊敬。”[3](p.33)作为学者，只有对自己承担的使命怀有高度的自觉，才能够将自己融入到时代发展的洪流之中，自主地创造自己的价值，在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获得作为“学者”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二、当代中国教育学者应肩负怎样的使命 所谓教育学者，就是以教育学术研究为业并在该领域有一定造诣的人，教育学者是学者和知识分子队伍的一部分。教育学者的使命是教育学者区别于其他学者、知识分子以及一般教育工作者的根本标志，是教育学者身份的重要标识。由于使命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它有不同的内涵，因此，当代中国教育学者的使命不仅应体现着教育学者的工作特性，而且应直接反映“当代中国”这一特定的地域与时代发展的语境对教育学者的呼唤、期待和要求。在当前，中国教育学者应肩负如下的使命。 (一)建构中国本土原创的教育理论 中国教育学研究缺乏本土原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20世纪初一直到现在，除了陶行知等一批20世纪上半叶的教育先驱曾偶或给我们带来过自信和亮点之外，“引进”和“输入”无疑是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发展的主流，较少有自己的原创。从21世纪以来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尽管教育学界对教育学术研究“本土原创”的呼唤不断，但用西方学术话语“套解”中国教育问题，在教育研究中奉行“西方标准”的唯“西”是尊的倾向仍普遍存在，致使中国教育学术研究不时沦为西方教育理论的“传声筒”和“翻译机”，中国教育学术研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西方理论的一种消费市场，沦为西方学术话语的殖民地。①教育研究本土原创的缺失不仅使中国教育学术研究失去了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观照，同时，也导致中国教育学者地位尴尬：不仅在国外难以获得外国同仁的承认和尊重，甚至在国内也难以被其他领域的学者所认同和接纳。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