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著名生态批评学者琼妮·亚当姆森(Joni Adamson)与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在他们为《美国多民族文学》(MELUS：Multi-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期刊所编辑的2009年夏季号专辑中，提出“第三波生态批评”的概念——第三波生态批评需要“承认民族和国家(ethnic and national)的独特性，且超越民族与国家边界”，并“从环境的角度考察人类经验的各个方面”(Adamson and Slovic 6-7)。①两人对“民族和国家”问题观照有加，并以此来界定新一波生态批评，原因其来有自：“虽然环境经验的文学表现与其他任何写作同样多元，但直到当下，生态批评界却仍显得相对单一，仍将二分的‘白人’与‘非白人’用作阐释问题的主要概念，仍局限于这一过于狭隘的方法”(6)。他们对“民族和国家”的观照，与汤姆·林奇(Tom Lynch)的“新生态区域主义”(Neo-Bioregionalism)、厄休拉·K·海斯(Ursula K.Heise)的“生态世界主义”(Eco-Cosmopolitanism)，以及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的“生态全球”(Ecoglobal)等观点遥相呼应，构成了当下人们在不同空间光谱中分析考察生态写作的重要趋势。 生态批评学界对于地理和社会空间议题的关切，显示出在以“当地”/“在地”“地区”“民族-国家”“区域”“全球”乃至“星球”等概念所构成的看似连续的光谱中，生态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不同空间层面的聚焦，其焦点变动不居，而不同焦点之间构成或对话或对抗的张力。更重要的是，它还揭示出空间问题之于生态批评更为紧要且复杂之处，即身处具体地理与社会空间中的人群的认同政治问题：一方面，人群所组成不同的政治认同体与自然环境构成不同的关系，对自然和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也由此形成认同体之间多种方式的互动和角力；另一方面，人群在自然和环境中的劳动和活动，乃至对自然和环境的调控和操作，又形塑了他们政治认同的方式与过程，不断影响甚至根本重构了认同体之间的边界。 在上述认同空间中，“民族-国家”(nation-state)无疑仍是当今世界族群认同最为重要的层面，它仍是当今世界绝大多数人口最关键的认同指标，以及其他各认同层面几乎无可回避的参照对象。然而，“民族-国家”又是当今世界最具争议的政治认同架构，其生成与获得现代政治合法性与普世性的过程，与欧洲文艺复兴所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以及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历程紧密相连。对于如中国这样在近代被强行嵌入这一现代性架构之中、但仍受传统结构影响的政治体而言，如何理解和处理自身与该架构之间的关系，关涉到该政治体怎样在复杂的全球政治中获得与之相匹配的话语权，及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第三波生态批评特别关注“民族”问题，显示出学界对于认同政治在民族-国家(以及在次民族[sub-national]和超民族[supra-national]等相关)层面与生态问题的深层联系日益密切。但同时，“民族”这一概念却仍亟须在理论与现实层面上厘清。特别是，在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中国和东亚的具体语境与实践中，我们必须追问，中国的“民族”在怎样的意义上与亚当姆森与斯洛维克在欧美文化语境中所言的“民族”相契合与不相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些契合与不合?当今世界以西方为主导的生态批评话语中的民族问题有哪些洞见与不见?其产生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与内里的哲学思路是什么?与之相应，作为东亚传统民族关系架构中核心政治体的中国，其当代生态话语中“民族”与西方具有哪些相似或不同层面的意涵?它所发生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以及所遭遇的政治与思想结构的碰撞又是怎样的?对此，我们需要一个比较的视角，以对生态批评与民族的关系进行深入辨析。特别是，我们需要对“生态”与“民族”的概念历史化、语境化和政治化，理解它们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与实践经验，从而更准确地在全球语境中把握其话语定位与现实意义的复杂性。 本文将以中国民族生态书写为切入点来探讨上述问题。这是一个相对于西方生态批评而言的“外在”的视角。从该视角，笔者首先考察当代西方生态批评在民族叙述中的特点，然后讨论中国生态批评中的民族问题，由此希望对全球生态批评话语中的民族话语提出一些反思性的辩论。笔者将以当代中国民族生态文学作品中最具“世界文学”特征的《狼图腾》为例，考察作品的文本和语境，以及中外学术界对它的批评中所透露出的相关问题，追问这些问题的思想根源，并由此与世界生态批评中的民族问题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从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视角提出对生态问题的重新思考，将激发我们在自然生态的维度上对于本质主义、时间性与空间性、后殖民话语与东亚现代性等问题进行反思。 一、西方生态批评视野下的“民族”“Ethnicity”“Nation” 亚当姆森与斯洛维克所提出的“第三波生态批评”，是基于布伊尔之前所认定的前两波生态批评，即以科学对“批判主观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矫正的第一波，以及将科学与文化视为一种“反馈循环”(a feedback loop)、两者“既有结合又有对立”的第二波(Buell 2005：19)。布伊尔认为，各次生态批评浪潮之间并不存在“有序而清晰的进化”关系；相反，它们更类似“羊皮纸重写本”(palimpsest)，后来者在先行者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又与先行者“争论不休”(17)。2007年，布伊尔在“生态全球主义情感”一文中又提出，面对全球性的经济与社会进程，我们需要以“环境的或生态的”的方式来思考，而这要求我们以“‘对抗’和‘超越’民族性(nation-ness)”的方式来思考(Buell 2007：227)。这一呼吁在海斯2008年出版的专著《地方意识与星球意识》中获得进一步的发挥。海斯认为，当今全球环境问题早已冲破地域分野，也非当地社群乃至民族国家可依靠其自身力量所能完全解决，因此，我们需在“星球”的层面来审视和应对。她倡导“生态世界主义”，超越所谓“邻近的伦理”(ethic of proximity)，如此，方能切实有效地解决当今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环境生态问题(Heise 2008：33)。而与之相对，在同一年，林奇出版的《旱生生物：美国西南文学中的生态批评探索》一书所提出的“新生态区域主义”与海斯的“生态世界主义”形成了理论上的对话和拉扯。“新生态区域主义”视跨区域和全球性贸易为地方生产和在地文化的威胁，此威胁与日俱增，因此，我们需要提倡“至少一定程度上的地方的自我依存”(Lynch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