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关于教育扩展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一部分研究认为教育扩展能够缩小收入差距，一部分研究认为教育扩展扩大了收入差距，同时也不乏研究认为教育扩展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型”，但是至今尚未达成一致结论(Broecke et al.，2017；John and Macmillan，2015；关会娟，2018)。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教育扩展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双向因果问题，如Hill(2016)使用美国数据发现美国收入不平等加剧使得高等教育学生资助等投入增加，这种反向因果问题的存在使得估计存在偏差；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上述影响在不同时间范围和不同国家地区存在差异，而现有研究所用数据较为陈旧且时间段较短，样本代表性有限。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逐渐提高的背景下，公共教育投入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不同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国家间有何异质性，这些问题都需要结合最新数据和方法予以探讨。 进入21世纪后，世界各国收入分配格局与教育扩张呈现新的发展趋势，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拉美国家收入差距由升转降，OECD国家公共教育投入增长趋缓甚至降低，以及新的长面板分析技术不断发展等，这些都为重新探讨公共教育投入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基于此，本文使用世界银行公布的32个国家1996-2017年面板数据，首先采用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回答公共教育投入与收入差距谁“因”谁“果”的问题，其次使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进一步探讨公共教育投入对于收入差距的长期和短期影响，最后分析了上述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高等教育入学率、不同高等教育公共负担比例国家间的异质性影响，并结合中国现状给出了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对于教育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一部分学者基于微观个体数据的回归分析对个体受教育程度之于收入差距的贡献度进行分解，并对教育收益率在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异质性进行比较(田士超和陆铭，2007；杨娟等，2015；陈斌开等，2010；郑猛，2017)，而另外一部分学者则采用地区或国家层面的宏观数据对教育扩展及其分布状况与收入差距指标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本文主要关注后者。 早期的教育经济研究，如Schultz(1960)、Becker和Chiswick(1966)等均认为，人口总体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教育分布状况都会影响收入分配，Knight和Sabot(1983)进一步提出从“结构效应”和“工资压缩效应”两种路径对教育扩展之于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解释，其中结构效应指不同学历群体构成比例变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工资压缩效应则指不同学历劳动者供求关系变化导致教育收益率变化，从而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除了教育扩展本身的两条影响路径外，很多学者都进一步提出教育资源分配的差异或均等性也会影响收入差距(Munir and Kanwal，2020，Gregorio and Lee，2002；Park，1996；杨俊等，2008)。 在不同路径作用下，教育扩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一部分学者认为教育扩展对于收入差距具有负向影响。如Abdullah等(2015)使用2011年之前相关文献进行元分析，发现教育扩展对收入差距具有负向影响，尤其是在非洲国家。Qazi等(2018)使用巴基斯坦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高等教育扩展和收入差距具有长期负向协整关系。Sylweste(2002)使用64个国家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研究发现，公共教育投入可以降低收入分配差距。我国学者廖毅和张薇(2019)等则使用43个国家面板数据通过VAR模型验证了公共教育投入对于收入差距的负向影响。与之类似，李祥云等(2018)、吴强等(2020)、王少国和邓阳(2020)使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公共教育投入增加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研究发现教育扩展对于收入差距具有正向影响。我国学者白雪梅(2004)、方超和罗英姿(2016)等分别使用中国1982-2000年和1996-2013年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多元回归和固定效应方法研究发现我国整体受教育年限提高扩大了贫富差距。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教育扩展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倒U型”。Ram(1990)使用94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约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年时达到“倒U型”曲线的拐点。我国学者赖德胜(1997)和孙百才(2009)分别使用49国截面数据和我国省级截面数据研究发现我国教育扩展与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除此之外，也有部分学者从反向探讨收入差距对于教育投入的影响。Hill(2016)使用美国数据发现美国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促使高等教育提高奖助学金投入。杨俊等(2008)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及联立方程组方法的研究发现：教育不平等减小未能缩减收入分配差距，而收入分配差距正是造成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这些研究说明收入差距与公共教育投入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双向影响，但是现有研究对于这一双向影响却少有实证研究的检验。 在异质性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对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如Emran(2012)使用62个国家1985-1995年教育经费投入数据和1995-2005年基尼系数数据，通过固定效应、随机效应模型研究发现，公共教育投入对基尼系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是这一结果仅对OECD国家成立，而在拉丁美洲、亚非和东欧地区，公共教育投入的提高扩大了收入差距。Celikay和Sengur(2016)使用31个欧洲国家2004-2011年数据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发现，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占GDP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短期来看会导致GINI系数显著提高0.2个百分点，但是长期来看有负向影响，并且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大。另外，鉴于高等教育在不同教育阶段中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更大，且高等教育入学率和高等教育公共负担比例影响哪些群体最终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Tsounta and Osueke，2014)，因而，高等教育入学率和高等教育公共负担比例可以说是公共教育投入影响收入分配状况最为关键的环节，但是既有研究对于上述影响在不同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国家间的异质性仍缺乏深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