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24(2007)05-0005-05 一般认为教科书是根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制的系统地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1]是传播知识、普及道理的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用书，是学校教学中重要的和基本的教学材料。 中国的教育，几乎是与教科书“携手并进”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和《千字文》，以及更高层次的《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曾经是长时期里教育的重要教科书，离开它们，几乎就无法谈教育。在教科书身上，刻着教育发展的印记，折射着历史的痕迹。 但中国古时候没有近代意义的学制，没有普通学校，只有启蒙教育与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私塾和书院，不论是《三字经》《百家姓》，还是“四书五经”，都不是现代学校所称的教科书，也没有教科书一说，甚至从严格意义来讲，它们不是真正的教科书(仅仅是教材而已，教科书属于教材，但它不等于教材)。我们认为，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应该满足如下条件：第一，产生了现代学制，根据学制，依学年学期而编写出版；第二，有与之配套的教授书(教授法、教学法)或教学参考书，教授书内容要包括分课教学建议，每课有教学时间建议等；第三，依据教学计划规定的学科分门别类地编写和出版。依此标准，以前不论是《三字经》《百家姓》，还是“四书五经”，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科书。因为它们在内容上是笼统而不分科的(基本上把语文的、政治的、历史的、地理的等都包含其中)，在程度上是模糊而不分级的(很难说《三字经》《百家姓》以及“四书五经”究竟在几年级学习是恰当的)，在分量上是主观而不分课时的(究竟一个内容学习多少时间，几乎完全凭教书先生自己的判断)，在学习方法上是完全随意的(没有教授书可以参考，重点难点都由教师自己把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它们不是严格的教科书。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名称始于19世纪70年代。1877年5月，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召开，大会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曾先后编辑算学、泰西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教科书，除供教会学校应用外，也赠送各地传教区私塾应用。“教科书”一词也因此流传开来。而严格意义的教科书在我国的产生，应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时新学制出现了，新学堂迅猛发展，适应新学制新学堂的教科书也就大量涌现。 百余年来，教科书迅猛发展，但教科书的研究则明显滞后。主要表现在：第一，多为分散和局部性的研究，缺乏对百年教科书发展全进程的综合和深入研究。现有成果或以单篇文章出现，或夹杂在一般研究成果之中，或局限于某个时段的教科书发展史的介绍和总结，至今尚未见有对百年中国教科书发展进行整体性研究，尤其缺乏对百年教科书发展过程中，其制度、内容、形式、体例等教科书自身的问题以及教科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互动关系的深入研究。第二，史料挖掘与整理还有很大不足，在一定的程度上局限了研究者的视野。由于百年来教科书编辑出版卷帙浩繁，仅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收录，[2]1911～1949年就有中小学及师范教材四千余种，该书还附录有清末中小学教材六百余种，可以想见研究者挖掘、选择和整理的难度。而且由于年代久远，损毁严重，幸存下来的已经不多，所以图书馆等收藏机构都采取了一定保护和封闭性措施，如不准复印和拍照等，从而导致第一手资料的匮乏，影响了教科书研究的质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教科书研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潜意识中，教科书或不能研究，因为它们是经典是圣经，是不能怀疑只能记背的；或教科书不值得研究，都是小儿科的事，没什么可研究的。这样，读者最多的、某种意义上也最重要的文本竟然最缺乏强大的学术研究和评论队伍，最不该忽视的文本，却最少被研究，最不该忽视的研究被忽视了。 一、教科书研究的意义 教科书作为一种教育工具和教育资料，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课程实施的载体，在整个学校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它是国家意志、民族精神、传统文化和学科发展水平的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手段，是教学、考试的重要依据。特别简单而又重要的是，教科书是读者最多、又最被读者看重的文本。所以，对教科书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真正的教科书进步，应有强大的学术评论和学术力量支撑。 (一)教科书研究可以印证并创新教育理论 “纯粹”“绝对”的教科书研究是不存在的，也没有一套普遍性的教科书研究方法。我们总是依照某个理论前提来分析一本教科书，即使运用这些理论是还没有名称的，或是不自觉的。教科书研究可以运用理论所提供的模式，以证明或证伪这个分析模式的实效性。教科书的编写一般都在某一种教育理论思潮下进行的。实际上，教科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理论的形式，有些理论家的理论就是在教科书研究的形式下建立起来的，如阿普尔，他的许多教科书分析，都在提供某一主要的教育理论思想，或在界定某一种研究方法。教科书研究甚至可以示范教育理论。它以具有说服力的方式阐述一种理论、推广一种理论。当然，教科书研究也可以创新一种理论。 教科书研究在印证、示范和创新理论方面，是密切关联的。一篇印证某种教育理论的教科书分析在理想上可以回溯到理论上，弥补或修正理论原有的不足，而一篇建立新理论的创新研究则应该留下引发其他分析篇章对它进行校验、印证甚至示范的空间。 (二)教科书研究可以改进教科书编写 教科书研究有助于了解并改进教科书编写。不同体裁的作品改编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教科书大部分内容是改编自其他文本体裁的。如果只停留在内容至上的层次去处理改编的问题，就没有太大的实质益处。教科书研究应该严谨地探讨作品改编的问题，要深刻认识不同形式作品的孕生和改编的“符码转换”的本质。从其他文本转换到教科书文本间可辨识的修饰转变，是教科书研究的有效素材。教科书研究虽然不可能重组教科书原文本的创作过程，也无法对教科书的创作提供一条绝对的解释途径，但教科书分析仍然可以思考一个编者可能思索过的问题。教科书研究的用途等于教导人们编更好的教科书。 (三)教科书研究可以进一步认清教育发展尤其是课程和教学内容发展的基本轨迹 现代意义教科书的产生经历了一个过程，由现代意义教科书的产生到系统化制度化又经历了很长时间。应该说，一百多年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和教育改革的发展，从最初套用国家经典，到开始考虑教学实际需要的材料；从翻译外国教科书，到国人自编教科书；从以封建伦常、道德乃至性命之学为主要内容的教科书，到注重儿童日常生活、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和救国爱国等方面取材的教科书；从文言文教科书到白话文教科书；从初始没有标点符号和插图的不够完善的教科书，到有标点符号、有精美插图、适于教学的教科书；从单学科、局部的教科书，到自成体系、完备的教科书等等，我国教科书编写与出版走出了一条值得大书特书、认真反思之路，这也是我国教科书逐步制度化和科学化之路，更是我国学校教育迅速发展和逐步现代化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