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12)02-0062-07 近年来，随着知识社会学的盛行，教育研究领域中对于教科书的本质特性不断探讨，其分析的角度与相关的结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笔者认为，许多的研究明显来自理论到理论的应然演绎，缺少历史与实证的分析支持。波普尔曾指出，由于人们根本就不能获得完全证实或证明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一种“暂时的”理论，都是一种对现有问题的“猜测”解释，因此都是有待于进一步检验和反驳的，或者说是向进一步的检验和反驳开放的。本文试立足于中国百年教科书的发展，对当前教科书研究中知识社会学流行的一些观念予以质疑，尝试探寻教科书的本质特性。 一、知识社会学对教科书的解读 “知识社会学是社会学最年轻的一个分支。作为一种理论，它试图分析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作为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它试图追溯这种关系在人类思想发展中所具有的表现形式。”①在课程领域，知识社会学通过对一些最核心、最本质问题的追问，试图把教科书中内嵌的权力关系暴露在世人面前。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知识社会学在课程领域展开了广泛的“概念重建运动”。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科学化课程开发范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并关注教科书的意识形态分析，试图揭示以教科书为主的课程知识中知识、权力、控制等问题。比如，1964年，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和帕塞隆出版了《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1970年，他们又出版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1977年再出版了《教育、社会和文化中的再生产》。从文化再生产的角度探讨学校课程的意识形态功能，认为作为“霸权课程”的最重要载体的教科书，无疑承载了统治阶级的合法“文化资本”，担当起向学生“展示”统治阶级文化的重任。1965年，美国的谢弗在《学校研究》秋季号上发表了《反省、价值标准和社会学科教科书》一文，他发现美国教科书在价值取向的呈现上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强化某些国家认可的价值取向；二是回避某些不利于国家的社会冲突与矛盾。1971年，英国课程社会学家麦克·F.D.扬在《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新探》中指出：学校知识的产生、分配、评价完全反映了“符号系统”所属的社会权力分配与社会控制情况，是某一阶级或集团，出于某种利益对另一阶级实施控制的手段，因而课程知识的建构是融入了目的性因素和价值性的维度。1977年，英国的伯恩施坦在《阶级、符号和控制第三卷：论教育传递理论》中指出学校课程知识实质上是集合编码所对应的集合课程的呈现，它始终代表主流阶级、阶层的意志和利益。1979年，安扬在《哈佛教育评论》上发表《意识形态与美国历史教科书》一文，文中指出：教科书是一种社会产品，社会优势集团或者说有权力的团体的观点在教科书中得到体现，而弱势群体的观点则被省略掉、刻板化、歪曲，所以美国历史教科书中隐含着统治阶级需要的价值观，是为特定的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服务的。1979年，阿普尔在《意识形态与课程》中提出：“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强调教科书的分析，认为教科书的分析是阐明课程与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效途径。 在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教科书问题时，笔者发现，所有的研究成果似乎都不约而同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或以此为出发点：从本质上说，教科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抉择，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特别是许多研究均认为，教科书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是社会控制的中介。这一结论，在国内许多研究者的论文中也有阐释，如“从表面上看，教科书是知识的载体，是方便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一种工具，但语言文字本身并不仅仅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思想工具，其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如果从深层分析，教科书是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进行精心选择的体现统治阶层意志和利益的一种文本表达，所选择的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意义和价值特征。国家或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是通过教科书这个物质载体加以具体化，并通过对教科书中价值取向的控制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② 应该说，知识社会学研究视角及思路给了我们研究教科书问题以极好的启示，但笔者发现这些研究往往是从平面的、静态的教科书文本出发展开论述的。如对某一套或某一个小阶段教科书的文本分析为依据而得出结论。更有甚者，国内许多研究以西方知识社会学的相关结论为立论依据，不断展开各种关于教科书问题的研究。笔者不敢说这些研究者把复杂的问题弄得更复杂化了，但至少没有通过研究，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地呈现出来。 其实，关于教科书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着社会控制的中介、规避着矛盾冲突……这些观念似乎不容怀疑，但仔细琢磨，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预设，就是统治阶级一定可以对教科书进行控制。但这一前提预设是不可靠的。笔者认为，当下知识社会学关于教科书的相关研究是值得质疑的，至少从中国百年教科书的发展来看，这些结论中的一些观念是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的。 二、质疑的产生：因中国百年教科书研究而起 据统计，1895年以前，学堂仅仅分布于沿海7省。1899年扩展到包括云、贵、川、陕等内陆地区的17个省。③20世纪以后，蒙、藏、新疆等地区也纷纷办起了学堂，新式教育覆盖全国。全社会寄希望于教育，教育寄希望于全新的教科书。从西式教科书引进，到学堂自编教科书发轫，再到书坊教科书之兴盛、官编教科书之强化、通用教科书发行、课程改革教科书百花齐放，中国百年教科书走出了一条值得大书特书、认真反思之路。 (一)教科书最初并非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 要说明此观念，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统治阶级”的内涵以及清末新式教科书是怎样出现的，代表的是谁的利益。关于统治阶级(ruling class)一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④也就是说，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来说，清政府都是当时的统治阶级。由此，教科书必须代表清政府的利益，知识社会学的结论才能成立，但事实是这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