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又称为“社会文化史”，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中产生的一种新的史学形态，它的兴起拓宽了历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的范畴和领域，使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推动了跨学科的历史研究的发展。“新文化史”一词正式出现于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主编的论文集《新文化史学》中。亨特指出：“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经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罗伯特·夏特尔则把新文化史概括为“从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学向文化角度的社会史学的转向”，其内涵是指在绘画或音乐的文化史之外还有一种身体、时间或图像的文化史，其发展方向是在文化里囊括了政治、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许多新的研究主题。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教授认为：“新文化史”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史，“如同每一种历史研究方法一样，它是我们时代的产物，即是当代文化冲突、多元文化并存的产物。”[2]“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不是一种简单的新的时尚，而是对较早的研究范式所做出的明显的反应。”[3] 新文化史学最新的一点是它将许多新主题包括在文化“系统之内，这些主题或内容包括政治、衣服、日常语言等等。他们强调的是对文化的‘建构’或‘创造’，即一个又一个历史学家创造着新的词汇，如‘印刷文化’、‘视觉文化’、‘企业文化’等等，这样与特定的场合、技术或社会群体相联系的一系列文化规则或预期得到确认。”[4]文化的观念深入日常生活，重视某些微观历史事件的文化含义，是新文化史的突出特征。新文化史学的产生是一场国际化的集体运动，[5]其代表人物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就地理和社会方面而言，今天文化史研究的呼声更加广泛和多样化。这种愈益强烈的呼声是与文化研究名义下跨学科课程的兴起息息相关的。”[6]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新文化史逐渐摆脱了过去史学研究中僵化、枯燥的现象，涌现出来的众多的西方新文化史著作，向人们展示的是一种多姿多彩、内涵丰富、推陈出新、具有创新精神的史学面貌，日益受到史学界的推崇。 西方新文化史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与以往历史学研究所截然不同的风格和研究取向，这对当前的教育活动史研究产生了启示作用，新文化史视域下的教育活动史研究正逐步实现下面三个转向。 一、研究视角从上层转向民众，将人重新放回到历史当中 在长期的历史研究历程中，人们关注的往往是精英人物和上层社会，对人物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帝王将相、伟人、成功者，或者是参与大事件的历史人物。新史学强调历史中结构的价值，在以长时段为代表的结构史学中，个人几乎被淹没在静态的结构性力量中，因而丧失了活力。在一些学者看来，只有结构性的因素，如经济变动周期、政治制度等才是历史中的重要力量。即使社会关注人，但也是以群体、而不是以个人的面貌出现，仍然是抽象的人。而在新文化史学著作中，“人”首先是具有独特个性的个人。[7]所以，新文化史学视野中的“人”非常广泛。某个人之所以被选择记录和研究，不是因为从后来的历史来看他很重要，而是因为他自身就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新文化史继承了新史学反对精英史观的观点和做法，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会下层民众集体或个人之上。因此，以往所不被重视的对象，包括妇女、儿童、群众、磨坊主、文学家，甚至乞丐、妓女等各色人等，都可能成为新文化史学著作中的主角和研究对象。着力新文化史学的历史学家大多认为，个人(甚至普通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不是客体，他们至少有某种自由的边缘，至少在日常生活和就长时段而言影响历史的趋势。某些个人的行为也可能会代表着一个时代或社会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大众的行为特征，因此，那些“微不足道”的微观世界和小人物的生活构成了新文化史研究的核心内容。 受新文化史研究取向的影响，教育史学界近年来也出现了“视野下移”的学术实践，开始出现了研究民间和基层教育活动的倾向。以往教育史研究曾出现了研究中心“高位化”的情况，具体表现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于上层精英人物的教育思想与国家层面教育制度变迁，论述精英人物教育思想的研究很多，而涉及社会底层人物的教育的具体问题与情境的研究极少；教育制度研究“重视的是国家教育机构的形成及其演变，重心放在了描述制度的内容及因袭过程”，[8]缺乏对决策的生成过程、在基层的实施情况及其对学校教育的影响等问题的深入研究。所以，有学者认为，教育史研究应当将研究的视线逐步向下移动和对外扩散，实现教育史研究从精英向民众、从高层向基层、从中心向边缘、从经典向世俗的过渡。通过转向研究历史当中的日常教育问题，来真正展示生动鲜活的教育史学科特色。[9]这表明，教育活动史研究要借鉴新文化史以人为中心的做法，要做到凸显“人”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人”特别是普通民众在教育活动和过程中的形象，因为教育活动是以“人”为中心的活动，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为此，应将教育活动史研究的触角转向基层的、民间的、日常的和微观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彰显人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教育活动状况，使教育活动史研究既丰富完整，又具体生动，这样才能还原鲜活真实的教育历史活动场景。 二、研究重心从宏大转向微观，注重具体描写 以往的古典文化史，是从总体上考察世界史，企图透过各个时代的文化特征、社会结构和时代风貌等，展示更为宏观的历史视野。而新文化史则是从小处入手，通过对小人物、小事件的剖析，揭示出较大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新文化史所从事的是具体的个案考察，特别是关注人民日常、细小的生活细节。正因为如此，许多史学家将之称为“微观史学”、“新微观史学”或“日常生活史”。“微观史学”一词最早是由意大利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卡尔洛·波尼、吉奥万尼·列维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来的，是指“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10]的研究方法。他们希望通过描述细微的事件和平常的人物来重构历史，让人们体会历史的脉搏，看到一般人的历史活动。[11]在微观史学的指引下，出现了一大批微观史学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蛀虫》、列维的《继承与权利：一个巫师的故事》、托马斯·拉奎厄的《制造性——从古代希腊到弗洛伊德的身体和性别史》以及罗伯特·达顿《猫的大屠杀》等。其中金兹伯格的作品是在拥有大量具体的资料基础上，加上作者的推理和想象，通过重构一个普通磨坊主梅若齐奥的精神世界，来说明当时的人们对宇宙和世界的认识。而列维则通过对巫师齐萨的社会生活的描述，来揭示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经济活动和政治结构。微观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重新发现那些被忽视的小人物、小事件和小问题，通过逼真的描述展现这些人物的生活世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借以弥补社会史中笼统研究方法的不足。可谓以小见大，见微知著。[12]从研究对象上来看，微观史学感兴趣的是历史上那些具体的、易于观察的、个别的人或事物，要对微观的个体的所有具体情况进行考察。但是，微观史学家并不是主张仅仅局限于对某个微观现象的孤立研究，而是主张尽可能地通过研究微观现象同时看到或折射出其他方面的现象。这不是简单地用微观的共同体(如社区、家庭、个人)来代替宏观的共同体(如国家、民族等)，而是要改变研究的原则。即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概括的。如研究个人，既要研究其一切方面，又要探讨个人的变化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因此，微观史学研究的对象不只是很小的对象，它既可以研究一个或几个人，也可以研究单位，一个村庄，甚至一个城市和地区。而从研究方法上看，如何从限定的对象、缩小的范围中收集证据、鉴别史料，可以说是微观史学在方法论上所必须致力解决的问题。[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