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这是中国第一个关于教育评价系统改革的文件。文件提出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办法要更加多元等具体要求，[1]是指导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如何顺应教育评价改革潮流，克服并消除教育评价中的文化偏见与歧视，不断提升教育评价者的文化认同意识和跨文化胜任力，进而开创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新局面成为教育评价改革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文化应答评价模式(culturally responsive evaluation)又称文化回应性评价模式，是一种以被评价群体文化背景为中心的评价模式。文化应答评价于1998年由美国学者胡德(Stafford Hood)首次提出，[2]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理论基础和实践框架逐渐成熟，与系统导向评价模式(systems-oriented evaluation)一起成为当前美国教育评价模式改革发展的两大主流模式。[3]随着美国评估协会(American Evaluation Association)将文化应答作为2021年度的研究主题之一，[4]文化应答评价模式再度成为教育评价研究者和实践者青睐的焦点。文化应答评价模式在教育诊断性评价和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它尤其关注受教育者的文化背景、风俗传统、身心状态和价值观念等文化要素，这一评价模式为中国教育评价改革关注文化要素提供了新思路。 一、文化应答评价模式的历史回溯 评价模式是一套阐明评价方法适用性、优势和细节的规则框架，以指导评价的具体实施。[5]按照核心取向的差异，评价模式可以分为工具、群体、价值和公平四个分支，[6]其中文化应答评价模式是公平分支最具活力和前沿的模式之一。 文化应答评价模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5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非洲裔学者杰克逊(Reid E.Jackson)在对种族隔离学校开展教育评价的过程中突出强调学生群体文化背景因素的作用和影响。[7]1973年，美国学者史塔克(Robert E.Stake)在论述应答评价模式时提倡评价的实施要置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之中。[8]此后，随着应答评价模式的理论建设与实践探索，文化应答评价模式逐渐孕育萌芽。20世纪90年代，比林斯(Gloria Billings)、戈登(Edmund Gordon)和柯克哈特(Karen Kirkhart)等学者分别在理论、方法和效度等方面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文化应答评价模式呼之欲出。[9]1998年，在纪念史塔克对应答评价模式贡献的会议上，胡德首次正式提出文化应答评价模式，并阐述了文化应答评价模式的核心是对文化背景和文化差异的应答。 进入21世纪，文化应答评价模式凭借其在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迅速获得发展并不断完善。社会公平、人权和民主等相关理论被引入文化应答评价模式，巩固并丰富了其理论基础。[10]随着教育评价对文化问题的关注从边缘转向中心，文化应答评价的实践也从关注非洲裔美国人的教育问题逐渐拓展到公民教育、特殊教育、社区教育、校园安全与教育风险等多个领域。[11]2011年，美国评估协会发布《评价中文化胜任力的公开倡议》，指出文化胜任力是审视文化的态度，呼吁在评价设计和实施各阶段关注文化问题的重要性。[12]这一倡议促进了文化应答评价模式的推广与普及，在美国乃至全球掀起了研究和实践文化应答评价的潮流。此后，以文化应答评价为主要模式的评价机构和组织相继成立，如，文化应答评价与评估中心(Center for Culturally Responsive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国际和跨文化评估组织(International and Cross-Cultural Evaluation Topical Interest Group)、多民族问题评估组织(Multi-Ethnic Issues in Evaluation Topical Interest Group)等。2014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发布《文化应答评价的实践策略》，建议美国医护从业者在开展公共卫生与保健评价活动时关注文化因素。[13]2015年，美国公共政策协会(Public Policy Association)发布报告《运用文化应答和种族平等视角实施评价活动的参考事项》，呼吁将文化应答评价应用于公共政策领域。[14]近年来，中国学者也从行为应答[15]、教学应答[16]、文化记忆[17]和文化生态[18]等视角对文化应答评价模式进行深入探索。随着文化应答评价研究成果的激增，分化出文化应答公平评价(culturally responsive and equitable evaluation)、文化应答理论驱动评价(culturally responsive theorydriven evaluation)等分支，与社会学、生态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等多学科交叉融合，评价实践拓展到医疗、人口和经济等非教育领域，[19]逐渐发展成为教育评价领域最具潜力的评价模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