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7；G4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9)10-0001-07 智慧教育时代是让技术变成“人”或让技术变成“教育”的时代。技术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其依赖于人而存在，并由人创造，但这种技术，再也不仅仅局限于提供资源和服务，不再是单纯的辅助教学，而是具有思想、行动能力和主动性的教育者。教师不仅利用技术和信息进行教育，而且同时在创造一个新的教育者。与以往的时代不同，技术解放了人，但却没有压迫人。在智慧教育时代，技术成为人的精神伙伴和交流对象，人类自古以来就梦寐以求的自由教育和学习，已经在这样的背景中悄悄地展现出来。 一、技术智慧在教育中的重现 1.古典智慧的传统及对技术的认识 法国哲学家马利坦说过：“科学和智慧是两个意味深长的词汇，事实上，它们唤起我们对人类起源的回忆，并且支配着我们的整个历史。”[1]这不仅告诉我们，科学(知识)与智慧不同，而且预示着二者之间神秘又复杂的关联，以及二者对于人类存在的意义。对于东方哲学来说，包括印度哲学与中国哲学，智慧原本与作为科学的技术无关，甚至完全对立。在印度人看来，智慧是“拯救”，它是“圣者的”品质，是通过“神秘的努力”而获得的。[2]作为印度古典哲学的婆罗门哲学，其经典《奥义书》认为，愚顽的人因为没有智慧，“根本不知道生死之间的奥秘”，而聪明的人却有一种看透生死的智慧。[3]在这里，智慧被视为聪明人的德性，一种对“梵”的洞察。在印度人那里，智慧是纯粹的“思辨”，而不是技术的工艺。[4]它是一种思想的品质，而不是动作的技巧，因而智者是“神”，是婆罗门。这一思想被随后的佛教哲学所继承，并称之为自我的“觉悟”。 中国古代的智慧，与印度哲学一样，更是把技术排除在外。在中国人看来，智慧不是印度人的“觉”或“悟”，而是处理道德关系的伦理，由此从本质上与西方的智慧划清了界线。在《诗经》时代，智慧也出现过类似希腊的“明智”，即哲人的品性。《小雅·鸿雁》云：“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哲人比常人更能看透世事人生。因而作为智者，他们更加仁慈、谦逊而富于同情心。正如《荀子·子道》中所言：“知者知人，仁者爱人。”“智者自知，仁者自爱。”荀子告诉我们，知人者方能爱人，自知者方能自爱。在这里，“智”成为“仁”不可缺少的出发点。李世民作为一代君主，面对诸臣万象，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点才感慨道：“勇夫安知义，智者必怀仁？”儒家经典认为德性与智慧不可分割。孔子言：“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在这里，“知(智)者”的“不惑”绝不单纯指知识的不惑，而是指君子对人世的明察，其本质是一种德性。在中国哲学中，智慧是通向道德的途径，从中看不到任何类似西方哲学中那种忽隐忽现的作为技术的影子。《中庸》又言：“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在这里，“知”(智)被视为与仁和勇并列的“三德”。这与印度哲学十分相似，“智”被视为最高的德或最高的善。[5]肖群忠认为，对于中国人而言，“智慧本身就是一种德性”，智慧是“对如何生活和怎样生活的洞见与判断”。[6]事实上，在孔子那里，无论是仁或礼，最终都可被理解为人的智慧。周公“制礼”，其最重要的原则是“揖让”。[7]从这一原则中，我们可以看到尧舜“大道之治”的本质。“揖让”不仅是“仁德”，更是处世的哲学——智慧。这体现了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决断生活问题的方法。中国人对智慧的最终定义是，智慧不仅是一种聪明，更应当是一种善的德性。 事实上，与东方人一样，早期的希腊人，也没有给智慧留下太多作为技术的余地，只是对智慧的诠释过程比东方的中国和印度稍稍曲折一点。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说：“智慧就在于认识真理”，“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8]即知识不等于智慧，智慧是一种“明智”。随后的奥古斯丁则认为，这种理性是通向“上帝的沉思”。[9]柏拉图曾分析说，人虽然不能成为神，但却应当追随神，因而人的本质是“爱智者”。[10]只不过，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曾经把智慧局限于纯粹的理性(科学)范畴，认为智慧属于真理，确定性是智慧的本质，伦理和政治则因缺少像科学那样的确定性而被排除在智慧之外。在这段时间里，西方的智慧差一点被引向“技术”的道路。一直到康德，这一趋向才开始得到改变，承认智慧也同样存在于生活(道德和政治)之中，由此提出所谓“实践智慧”的命题。因而在西方哲学那里，智慧一会儿与崇高的理性相连，一会儿又被打入没有灵性的自然之中。马利坦曾对此评论说：“在一切思辨的智慧中，自然哲学是最低微的，它最接近感觉的世界，完善程度最低。”[11]他认为智慧不属于科学或技术，最终把智慧重新定义于神性的领域之中。无论是东方的中国和印度，还是西方的希腊，其智慧都包含着人对世界的洞察，体现人作为“灵者”的想象。诚如马利坦所说，“智慧是自由的科学，它使人与神相联系”[12]。 2.技术的智慧转身：教育过程中的第三主体 智慧作为一种神的高贵品性，在今天的技术时代受到了挑战，似乎智慧又悄悄地重新与技术发生联系，技术以它作为科学的产物，又再次回到智慧的怀抱。我们好像又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对智慧的诠释。科学的发展或革命，尤其是伴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使技术不再是单纯的工具，或仅作为手段而存在。技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获得了智慧的属性，一种可称为“技术智慧”的概念诞生了。在教育领域，以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技术智慧，似乎正在开启一场新的教育革命，而智慧教育或许正是它的标志。技术智慧的本质是技术占有智慧，并获得智慧的过程。亚里士多德似乎早就看到了这一点，马利坦曾分析说，希腊的智慧“开始于事物与可感知的实在”[13]。亚里士多德把智慧死死地限定于科学的范畴，他似乎早就预见到我们今天的技术革命。当下技术智慧的出现，其本质正在于“智慧融入物理系统”[14]中。褚君浩把这一点归纳为“智能化”时代的根本特征。亚里士多德尽管把智慧定位于科学中，但却始终没有敢于直接将智慧定义为技术。在比较经验与技术的不同时，他认为技术比经验更含有智慧，因为技术知道原因，而经验不知道原因。[15]这一观点表明，技术比经验的层次高，因为技术比经验更接近科学。[16]然而，今天的技术在重返智慧的过程中，已经悄悄地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从教育领域来看，技术不仅超越了经验，成为科学的一种形态、一个部分，而且开始逐步获得一种智慧的性质——“灵性”，即技术不再是“死的”工具，而是“活的”教育主体。技术的这一华丽转身及重新定义，对于理解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慧教育，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时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