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23.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19)11-0082-07 任何一门学科不论与人性离得多远，它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关于人性的信念体系，不仅是纯粹的思想、学术或科学，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2]积淀为人类活动的人性基础。人性基础，是课程存在、发展与完善不可或缺的根本、动力与指引。然而，在受阶级斗争扩大化深刻影响的年代，人性成了一个令人忌讳的术语。这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教育界对人性基本持回避态度。由于人性基础缺失，教育及相应的课程都出现了诸多异化现象。随着社会进步和思想解放，教育领域的人性讨论逐渐繁荣并形成多种观点，课程领域也开始关注人性论题。近些年，神经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为深入认识人性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视野。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和建构课程的人性基础并阐发其启示，既是大势所趋，也具备可行性。 一、课程人性基础的考察 笔者认为，课程与教育的人性基础经常是融为一体的，从考察教育的人性基础入手，能够挖掘课程领域潜在的人性前提，有助于在继承已有积淀的同时破除迷误，探索课程人性基础的发展走向。 (一)课程人性基础的两大类型 我国教育领域对人性的讨论从悬置到凸显，实现了从“预成人性论”到“生成人性论”的发展，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1.基于演绎的人性论 随着人性研究的禁区被突破，其他学科提出的人性假设，诸如“理性的人”“社会的人”“利己的人”和“自我实现的人”等，几乎都经演绎而进入教育领域，被引申和解读为教育的人性假设。人们期望借此奠定教育研究和实践的逻辑基础。但是，纷至沓来的各表立场、分歧丛生甚至相互诘难的人性定位，让人无所适从。 2.强调生成的人性论 在人性假设的杂乱背景之下，人们没有悲观地放弃，反而竭力寻找新的重建良方。比如：“不能把人性作为一个确定不变的预设，沿着这种理论假设去研究教育的性质、功能及后果”“生成与创造人性的教育是最人性化的教育”；[3]“教育要聚焦于青少年的人性成长”。[4]杜威(Dewey，J.)的如下观点被多次引用：“教育的意义的本身就在改变人性以形成那些异于朴质的人性的思维、情感、欲望和信仰的新方式。”[5]课程领域也提出“完善人性、成就人生”的回归人性本位的课程观。[6]概括而言，这些努力的实质在于突出教育及课程对人性发展的意义，暗指不能促进人性完善的教育及课程是“非人性化的”，这就将教育及课程的人性基础从强调固有人性的“预成人性论”推进至看重人性发展的“生成人性论”。生成人性论，关注人性发展的可能性与丰富性，体现了对人性完善的憧憬与渴盼。 “人性有各种潜在的可能性，它将在‘目的之城’中获得完满的实现。”[2]可是，仅止步于“生成人性”，势必引发似真非真的幻象，似乎只要拥有发展和完善人性的课程理想，这一理想便可自然实现。这样的幻象正在现实生活中萌发。就此，需要看到，学生通往人性完满的目的之城，必须依靠有效的方法来实施导致发展的客观存在的现实活动，而不能仅靠主观期望或乌托邦式的呐喊。 (二)课程人性基础的双重困境 纵观已有的课程人性基础建构，其深层次的方法论进路陷入困境。 1.方法论的坑道视界 从多学科演绎而来的人性假设，属于“起点论”，即期望以某种人性认识作为课程理论与实践的逻辑起点。在“起点论”之后发展起来的生成人性论，着眼于课程对人性的发展价值，这是“结果论”。“结果论”超越和发展了“起点论”，但两者均属单执一端、立于一隅。 由特定角度切入考察对象，这一角度就已规定了“去看什么”“怎样去看”及“能够看到什么”。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长期只在选定视域中研究的方式，就积淀为“坑道视界”(tunnel vision)。“坑道视界”容易造成认识的局限性，只看到自己能看到的，而看不到自己不能看到的，导致对人性的“偏见”；也容易造成认识的意向偏执性，只看到自己愿看到的，而看不到自己不愿看到的，形成对人性的“成见”。因此，力求以“贯通一体”的致思方式不断超越“坑道视界”，寻求对人性的“整体全观”，就迫切需要予以重视。 2.方法论的内在断裂 起点论强调课程的人性起点，结果论观照课程发展人性的理想目标。“起点何以通达目标”“起点和结果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何在”等问题，未得到充分关注。这就造成了方法论的内在断裂。重视“起点”和“结果”之间的“过程”以及三者的内在一致性，才能架起起点通达结果的桥梁。 二、学习人性论的建构 沿着反思已有人性基础观点及回应其方法论困境致思，结合近年来神经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学习人性论”得以建构。 (一)学习人性论的提出 突破遗传决定人性的认识，神经科学描绘的“学习活动—经验获得—神经形塑—行为变化”图景，为课程人性基础的再建构提供了依据。 1.人性是由遗传决定的吗 过去，基于“人性是由遗传决定、是不可变的”而提出了多种人性假设。这类认识已被科学证伪。比如，被誉为全球领先的演化生物学家埃力克(Ehrlich，P.R.)基于大量研究打破了由单一遗传决定“人性”的结论。他指出：遗传基因无法为人性定型，甚至不能操控人类最普通的行为。人并不是基因的奴隶，遗传支配和造就人，遗传可控制人类行为，是今日大家对人性和人类行为的曲解。[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