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异化的隐忧

作 者:

作者简介:
邱昆树,浙江树人学院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杭州 310015)。

原文出处:
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速度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它承载着个人梦想、规划和美好生活的实现与社会的文明进步。现代性条件下的教育也在以其特有的方式追求着速度,速度逻辑影响着现代性教育的基本运行。现代教育对速度的追求表现为绩效导向的考评机制、理性进步的知识偏好、时间焦虑的内心体验。速度逻辑作用下的现代性教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却也引发了严重的后果,速度技术空间抑制原初本真空间、技术合理性遮蔽价值合理性、社会时间对生命时间的宰制,这将窒息教育的精神性和灵魂而导致“新异化的诞生”。现代教育需要超越工程—技术导向,摆脱速度逻辑的束缚,对教育的过程属性保持自觉,坚守教育的人文精神化育功能,促进学生之生命时间的解放,在速度解放的时代更好地促进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3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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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关注,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对速度问题作过深刻的思考。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逐渐体验到环境、生活和经验的遽变,人类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在呈现加速特征。20世纪80年代,伯曼(Berman,M.)套用了马克思(Marx,K.)的名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作为标题,来审视现代性经验;鲍曼(Bauman,Z.)基于同一判断提出流动现代性理论。思想界普遍将速度以及与之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等问题置于社会理论的中心。[1]在这一语境中,聚焦速度问题的维利里奥(Virlio,P.)和罗萨(Rosa,H.)等人创立的系统的速度学和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亦发展成为显学。

       在现代性的谋划中,速度承载着个人梦想、规划和美好生活的实现,它似乎是成功和幸福生活的保证。教育,作为追求美好生活和幸福人生的重要途径,自身也在崇拜速度。速度,日益成为影响现代性教育运行的一个力量和逻辑。中国的教育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或完整人的培育这一主题。[2]从当前研究状况看,涉及人的异化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在“物质”“技术”两个范畴上加以讨论。尽管置身于加速的社会情境和条件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或完整人的培育无法回避速度问题,教育的速度问题及其所引发的现代性后果却并没有引起教育学界足够的重视。为数不多以“速度”为主题的教育学研究,或侧重于高等教育,探讨加速时代大学的卓越发展;[3]或侧重于智力超常儿童,认为智力超常儿童的发展需要从加速式教育转向丰富式教育;[4]或侧重于教育技术,对左翼加速主义视域下的技术进行教育社会学反思;[5]或从知识的角度,指认追求知识的加速跑是教育不能承受之重。[6]本研究从整体贯通的视角,将速度问题上升到哲学和教育学原理高度,同时又注重对教育现实的观照,主要探讨速度是如何影响现代教育的运行逻辑,亦即现代教育是如何追逐速度的?速度逻辑作用下的教育能够保证学生的美好生活和幸福人生吗?速度毋庸置疑就是解放人的力量而不可能是奴役人的力量吗?或者更明确地说,教育需要追求速度的解放还是人的解放?速度解放的时代,教育如何回到人,促进人的解放?

       一、现代教育对速度的崇拜

       现代性社会是一个追求速度的社会,速度构成了现代性和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生产和生活面相。马克思声称:“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7]“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意味着,在现代性和现代性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变动不居的,可以全然逃脱变动、速度的命运。

       “速度”作为一个现象学概念,一直以来受到关注,很多学者甚至将其视为现代性的核心。[8]维利里奥和罗萨等人更是明确提出以速度为视角考察文明和现代性,而且还创立了系统的速度学和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在速度学视野中,速度“不是一个现象,更确切地说是现象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它是相对性(relativity)本身”[9]。可以说,速度是人类生存环境本身或者说是现代性的基本境遇。捷克裔文学家昆德拉(Kundera,M.)指出,“我们的时代迷上了速度魔鬼”[10]。在追求速度的现代性境遇下,推动社会加速的力量也在推动教育的变革,促使教育发生“速度革命”,而教育的“速度革命”反过来又进一步生产、制造和助推社会的加速。

       (一)绩效导向的考评机制

       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诞生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泰罗(Taylor,F.W.)的科学管理理论——泰罗制为标志。泰罗制推崇绩效,确立了以管理的绩效至上为原则。泰罗制一经产生并在经济领域释放实际威力后,社会其他领域纷纷效仿,迅速成为深刻影响现代性和现代性社会的制度创设。德鲁克(Drucker,P.F.)认为,美国的泰罗制影响全世界,这种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美国宪法和政治制度。[11]泰罗制也对现代教育产生了影响,在以班级授课制为基本教学单位的现代学校,通过引入绩效管理、开展绩效评估,绩效导向的管理和考评机制维系着整个教育、教学的运行。

       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对绩效的追求是政府、学校、教师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以环环相扣的紧密框架形成了崇尚绩效的稳固关系。政府以问责为治理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以监视—评估主义为管治伦理;学校以绩效指标为管理工作的主要原则,以规训—管理主义为学校管理的技术伦理;而教师工作的指标化和个体化,则催生了竞争—表现主义的职业伦理。[12]在这种弥漫着绩效的环境和氛围中,政府以监视—评估的方式对学校进行管治、评估、比较;学校以绩效指标的方式规训、管理和评价教师的教学行为;教师则以竞争—表现主义的状态投身教育活动,使学生不断改进、不断提高、不断努力。这是一个系统,以泰罗式的“目标—成就—评价”为框架,由目标设定、评估检查、绩效管理、与绩效相关的薪酬(奖惩)等环节构成,系统中的每个人包括教师、学生,都把自己视为可计算、可规划的个体,“增值”给自己,使整个教育环境和氛围呈现出你追我赶的状态,充满着竞争和比拼。

       在经济领域,绩效管理主要是以金钱为追求目标。而在教育领域,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追求的绩效标的物则是分数。对于学校来说,分数就是生命线,它类似于社会经济领域的货币;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教育领域的货币。分数作为货币是一种“无性格的东西”,它具体而形象地体现、凝聚和反映着绩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教师和学校管理者的政绩体现。[13]因此,分数能够作为纯粹的手段发挥价值尺度功能,用来评价、比较、衡量教育教学效果;也可以发挥交换功能,给学生换来升学、工作和人生前途,给教师换来功名、利禄。近些年,教育测评的数据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些难以量化的学习品质也开始转化为数据,但在绩效导向的制度和文化氛围中,数据化的教育测评似乎更多只是一种升级版的分数追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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