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人类学主要对遥远的“他者”，即简单社会(土著社会)的运行模式进行整体的观察和研究，并对其文化或社会关系及运行机制进行记录和解释。艺术往往是一个社会的象征体系或文化价值观表达的公共符号，所以人类学者将其作为社会运行机制或文化表达系统来描述。这种研究方式与艺术史和艺术学理论研究方式的最大区别在于，其是把艺术放在具体语境，即一个正在运行的社会空间中进行研究的。后来，人类学的研究趋于专题化，于是就有了专门以艺术为对象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艺术人类学研究艺术的方法是不仅将艺术置于其所产生的语境中，而且还要进一步理解艺术在特定社会中的位置及其与各种社会网络的关联性。同时，对某种艺术的诠释还需与人类社会普遍命题相关联，或与特定社会运行模式进行对比，但首要的是“该艺术需要被置于其民族志的语境之中”①。正因如此，语境中的艺术成为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然而，这种研究视角和范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第一，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人类学考察对象的土著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在朝脱离传统的方向发展，当代人类学家难以找到前辈所界定的研究主题，而且文化的时空边界日益模糊，传统语境发生漂移；第二，土著社会的艺术品开始通过旅游业冲破原有文化空间，日益融入全球经济并由此转化为流动的“物”或“符号”；第三，一些土著艺术家在寻求获得“当代艺术家”身份的过程中被牵扯进膨胀的国际艺术市场，他们曾被“部落或原始艺术”所掩盖的群体身份得以重新塑造；第四，当代艺术开始从挪用土著艺术形式转向挪用土著艺术形式背后的文化意义，在两种艺术的碰撞过程中，土著艺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这些变化使原本存在于具体语境中的艺术逐渐脱离单一语境，进入跨越多个空间的复杂语境。艺术品也不再是静态的、固定在某一空间中的“物”，而通过市场跨越时空，进入动态语境。于是，人类学家发现其研究对象不再是静态的“物”，而是能不断穿越多个时空的、生命的“行动者”。 以往研究曾有过艺术是“行动者”的相关提法，但尚未涉及“跨越语境”的专题研究。本文将围绕“跨越语境的艺术”进行深入分析，并借此探讨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新范式，由此展望新范式给艺术学和人类学带来的革命性的新观点和新视角。 一、从博物馆到美术馆的跨越 早期人类学家从世界各地土著部落收集来的艺术品，一般都作为文物被陈列在欧美国家各大博物馆中，用以体现人类生活的“过去式”。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发达国家与第三、第四世界(土著社会)国家的政治、文化关系中，艺术在象征意义和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开始提升，土著艺术由此获得了新发展动力，并进入文化互动与价值交换领域，成为“一种宣示文化身份的手段”。在此过程中，不仅土著民族观念发生了变化，关涉事物认知的西方分类法也发生了变化，土著艺术品因此兼具了过去式和现代式的意味。将土著艺术品向本土以外销售的行为，对艺术品在本土语境中的意义产生了影响，也为其提供了将自身整合到更广泛的世界体系中的手段。同时，西方对手工制品进行分类的标准也在发生改变，人们开始将手工制品从民族志博物馆移入美术馆②。 手工制品从博物馆到美术馆的转移是一种“跨语境”表达，它意味着土著艺术家不仅为继承传统制作“物品”，而且也为美术馆和更大的艺术市场制作“物品”——这些物品在博物馆里更容易被看作“有用的”或“有象征意义的”东西，但进入美术馆以后，这些物品开始被看作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此外，第三和第四世界国家的民众也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主流艺术和艺术材料，很多土著艺术家还进入艺术学院接受(西方)艺术史教育，开始有了“原创性、艺术自由和个体原创性”的思想负担。土著艺术和主流(欧美)艺术之间的隔绝状态正在被打破，许多土著艺术家的作品开始借鉴都市艺术类型③。 由于土著艺术代表的是自身文化，所以土著艺术家所制作的艺术品中如果包含非本土性的内容、图案，或拥有非本土性的名字，就可能遭到市场的批评和拒绝。这其实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传承人的境遇相似。在中国，很多非遗传承人的手艺和表演也在逐渐进入都市主流艺术市场，或进入美术馆参与展览。人类学家弗雷德·R.迈尔斯(Fred R.Myers)曾做过相关研究，他考察了澳大利亚中部宾土比艺术从生产到进入都市艺术最高殿堂进行展览所涉及的一系列完整事件和交易活动，并对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土著艺术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土著艺术家为都市世界创作了“有明确目的的艺术”，但在展览过程中，艺术史家和艺术评论家承担了将艺术的真实意义传递给观众的任务；而人类学家因对土著艺术家及其艺术生产的社会环境与材料都极为谙熟，则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④。这些艺术实践及相关批评形式不仅是土著艺术家参与当代艺术的方式，也是土著艺术家用来传播和“维持自身在世界上存在”的方式。 跨越语境的土著艺术品，主要为迎合来自土著社会之外的欣赏和消费而创作。当土著艺术品被“改头换面”进入国家与国际市场时，代理人或贸易代理人总是试图让土著艺术家们在其作品上署名。这些现象不仅发生在西方，在中国也是如此，如景德镇的陶瓷工匠、宜兴的紫砂工匠都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并以艺术家的身份参加各种国内、国际艺术展。 这些情况使得研究民间艺术和土著艺术的人类学所面对的语境世界发生了变化——艺术所由产生的场所超越了本土，艺术作品也从博物馆走进了美术馆、画廊等空间，而民间艺术家、土著艺术家与主流艺术家拥有了相同的时代属性，他们的作品已不再是过去的“遗物”。 二、从语境发生场所到市场的跨越 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Graburn)认为，土著艺术品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受内在驱使创作的艺术品，即人们在其所属社会内部创造、欣赏、运用的艺术品，这种艺术品在维持族群认同与社会结构方面有重要功能，并担负着向社会成员灌输重要价值观的功能；二是为外在世界所创作的艺术品，这类艺术品也被称为“旅游艺术品”或“机场艺术品”。这类跨出传统语境、通过市场被游客们带到不同语境中的艺术品，向外部世界呈现了民族形象。所有的人类社会群体都需要具有其内部与外部边界的象征，而各种装饰性艺术品通常会充当重要的象征物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