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840X(2022)04-0024-08 doi：10.14003/j.cnki.mzysyj.2022.04.03 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是文明充满生机活力并不断创新发展的重要条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①。作为一个生命有机整体，人类文明通过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影响、互鉴、互动，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文化交往共同体，由此构成人类文明的“命运共同体”。人类的文化艺术创造总是在交互“影响”中互动发展的，但人们对待“影响”的态度却不尽相同。在布鲁姆看来，“影响”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深层文化“无意识”，但艺术家却总是想摆脱前辈的“影响”，并因其无法摆脱而产生出无以名状的“影响的焦虑”。显然，布鲁姆过于眷顾艺术家标新立异的诉求，只看到“影响”带来的“焦虑感”，其实，除却负面化“影响的焦虑”，许多真正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并不刻意回避或有意否认自己的师承和影响，并享受这种正面化的“影响的欣悦”，以至于可以在跨越时空的文化交流影响中，创造出具有永久魅力的艺术经典。 作为西方现代建筑艺术美学的开拓者，赖特深受老子及其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构建其独具特色的有机建筑论，成为“东风西渐”的重要文化事件和典型范例。赖特奉老子为师尊，从不否认这一来自远古东方的影响，而是从中尽享“影响的欣悦”。然而，在以往关于赖特的现代建筑艺术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关注其有机建筑论的现代艺术实践，而往往忽视中国古典智慧对赖特的影响研究。因此，在“东风西渐”的文化历史语境中，勘察与回溯“老子与赖特”之间的跨时空文化交流互鉴，对于拓展跨文化艺术史的研究视野，将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和当代价值。 一、发现东方：老子与赖特跨时空对话的文化语境 长期以来，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在交流融合与碰撞冲突中相互生发、相互促进。然而，由于文化间的差异，存在着文化交流上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往往导致文化交流上的不平等现象，导致文化之间出现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区隔区分，甚至于产生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蚀乃至消灭。尤其是，世界历史进入全球化进程以来，现代西方文化逐渐成为一种以“进步主义”为标识的强势文化，由此产生西方/东方、进步/落后、文明/野蛮、现代/传统等两元对立的文化主义观念。正是在这种两元对立的文化观念影响下，人们更多地关注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影响——“西学东渐”现象，但却忽视了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东学西渐”。 从19世纪末逐渐蔓延开来的“世纪末”情绪和氛围开始，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文明的危机引发思想理论家的警醒和关注，其中，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警示。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没落”虽然未必就可以推导出“东方的崛起”，但确实暗含着某种“西降东升”的意味。我们看到，在这一“西方的没落”的语境中，西方人开始重新“发现东方”，试图通过东方文化智慧寻求克服危机的可能性和希望，以找到拯救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替代性方案，由此形成了“东方转向”的文化思想潮流。也正是在这一重新“发现东方”或“东方转向”的文化思想潮流中，作为东方文化的思想精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东风西渐”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世界之所以在20世纪掀起“东风西渐”的热潮，其主要缘由在于东方思想所特有的文化内蕴恰巧弥补了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文化危机和心理焦虑。这一历史现象与现代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有密切联系，在人类社会巨大技术进步的同时，工具理性也带来了难以克服的精神危机。正如德国学者齐奥尔格·西美尔(Simmel Georg)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所说：“在某些时候，我们注意到个体文化中灵性、精巧和理想主义的萎缩。”②西美尔捕捉到现代都市对精神自由的约束，“理性”的文化态度操控了主体特性，使人困顿于焦虑之中。在工具理性形成压迫的同时，个性上的不完整也开始让人们检讨与反思城市现代性所带来的精神束缚，人们力求摆脱“一种由紧张、期待和未释放的强烈欲望交织在一起的情绪”③，试图从东方文化中觅寻拯救危机的良方。1893年9月21日，“世界宗教会议”(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在芝加哥召开，日本禅宗师释宗演及弟子铃木大拙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此次演讲不仅成为禅宗思想传入美国的标志，也为道家文化进入美国社会进行了铺垫和提供了契机。20世纪初期，美国出版家保罗·卡鲁斯(Paul Carus)在铃木大拙的协助下翻译了重要的道禅典籍，《道德经》译本以及多本涵盖老子思想的书籍数年间出版量激增。此外，道家思想不仅引起了思想家和宗教研究者的关注，其丰厚的美学意蕴也被艺术家所广泛关注。爱德华·莫尔斯(Edward Morse)与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等美国思想家在更直接地接触和了解道家思想之后，对东方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由此展开对中国以及日本艺术的不断探索，开启了东西方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对话交流。1904年，日本美学家冈仓天心抵达美国，任职于波士顿美术馆中日美术部。1906年，冈仓天心撰写的英文著作《茶之书》(The Book of Tea)在纽约出版，书中介绍了茶艺中的道禅审美旨趣，蕴含着道家哲学思想与禅宗美学精神。《茶之书》的出版引起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时间形成了“禅悦之风”的热潮。对此，西方学者评价说：“西方人可在冈仓觉三所著的《茶经》一书中得到最佳的认识。此书以优美的英文散文，写出了茶艺(它是一种艺术)所产生的某种精神和严格限制。”④发展到20世纪中叶，道家与禅宗越来越风靡美国社会，兰丝·罗斯在《风靡欧美的禅》中这样描述说：“过去若干年来，有一个小小的日本字眼，开始以一种并非不当的嗡嗡之声，在美国的若干似是不太相称的地方：在学院的讲台上、在鸡尾酒会和女士们的午餐会上，以及校园里面聚会之处，传播开来。这个小小的字眼就是‘禅’(Zen)。”⑤让兰丝·罗斯惊奇的是，作为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思想，道家与禅宗吸引了西方现代思想家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展开了一场独特的东西方文化的对话，“禅所标示的实践目标(运用它所特有的方法)一种高度的自知以及由之而来的心灵清静，已经引起了包括荣格、佛洛姆以及已故的卡伦·霍妮在内的西方心理学家的注意。从柯锡勃斯基到基尔凯郭尔、从萨特到雅斯贝尔斯、从克罗阿克到卡夫卡、从海森伯格到马丁·布伯等人在内的现代西方神学、哲学以及文学名家，亦都参加了有关禅的讨论行列。德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在看到有关禅的著述时，坦承发现了他一直自力探发的那些观念。”⑥我们从兰丝·罗斯所罗列的名单中可以感受到这场风靡西方的“东方转向”几乎涉及西方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古老的东方智慧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社会通过对日本禅道精神的体悟，进而对中国道家思想产生更为浓厚的兴趣，由此形成注重道家美学的文化艺术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