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有关语言、图像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正发生着逆转，语言和图像不再是对某物的反映再现，甚至也不是自我指涉，数字艺术时代，它们的唯一逻辑基础是二进制的数字逻辑。艺术此时即是二进制的“理念”本身，表象和理念之间此时并无差别，这以一种抽象的方式批判了柏拉图对艺术的批判。作为数字技术元语言的二进制，肇始于这一时刻——17世纪的通用语言将古典哲学中人类有关认识和创造的基本观念“二元对立”，做了极致的抽象。通过这种极致的抽象，语言由于被抽去了声音能指和几乎所有所指，而只保留了两个对立的符号和两种对立的观念，因而获得了一种近乎绝对的“通用性”。在鲍德里亚的意义上讲，当一切现象都由此生成，并最终只与这种二元对立相关的时候，一种与二进制有关的拟像便出现了。由于一切不能被转化为二进制抽象的事物或观念都无法进入以计算机为平台的数字体系，因此极端的数字化，便是极端的二元对立化。这便形成了一种悖论：当我们批判理论中的二元对立的时候，通过数字技术，二元对立已经实现了对知觉、知识和认识结构的重塑。相较于理论中的二元对立而言，数字技术中的二元对立极难获得批判性意识，因为这种重塑并不以抽象性而以丰富性为表象。在21世纪这种二进制的“语言学转向”中，在上一次“语言学转向”中被解放的人类主体将面临被机器语言化的危险。 数字技术极大地依赖于二进制，这是由于电子处理器无法理解历史、意图、感情等主体性的概念，而只能以因果性的联系来“理解”信息，即某一个或一组晶体管的开或关导致了某种特定的电路输出模式。由于电子设备实际上只能“理解”开或关，因此它与只有两种符码的二进制便形成了天然的契合。二进制依赖于有和无，或存在与不存在这样的二元对立，可以说二进制实则是哲学中二元对立观念的极端抽象形式。在数字时代，由于无法被二进制化的观念无法进入电子存储设备，人的认识和创造实则最终都要经过二进制的帮助并在此过程中被形塑。在二进制的计算机世界中，作为一种符号本身，没有声音能指和实际所指的形式语言将人类认识统摄在一起。而最为明显的表象便是在数字技术下首先出现的语言、图像和世界的统一。 一、语言、图像、世界的抽象统一 语言不仅言说世界，更主要地，它“嵌入”世界之中。理论家们早已认识到，语言不仅对世界进行表现和诠释，更深刻地参与到对世界的构建之中，福柯就曾说，自16世纪以来人们就已认识到，“真实的语言并不是诸多独立的、统一的和光滑的符号之整体……语言是一个黑暗的神秘的东西……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都充满着神秘，到处都与世界的形式结合甚至纠缠在一起”①。但是尽管如此，语言和世界之间依然存在着不可抹消的界限，作为一种精神现象，语言本身即有自己的历史，相对于客观世界的历史，语言在自己的发展演变中保持着一种相对的独立性，即语言不仅在言说世界，它同时也在言说自身，“语言里其他一切都有自己的沿流，每一个词，每一个语法成分、每一种说法，每一个声音和重音，都是一个慢慢变化着的结构，由看不见的、不以人意为转移的沿流模铸着，这正是语言的生命。”②萨丕尔在《语言论》中提出的这种看法并非绝对的真理，然而其中包含着一个有关语言的共识，即语言虽然嵌入世界、构建精神，但是却并不能够被等同于世界和精神，其间的界限不能抹消。 这种界限亦引发了在艺术领域中不休的争论，即作为艺术载体的语言与其他媒介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由于摹仿论在文学观念的领域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因而这种争论又主要发生在文学与其他摹仿性艺术之间，在现代摄影摄像技术出现之前，最具摹仿性的艺术即是绘画，从文艺复兴时期直到启蒙时代的“诗画之争”即为这种争论的主要表现。摄影摄像技术兴起后，文学和绘画之间的争论被转移到了语言和图像之上。不过这种争论始终围绕一个核心来展开，即语言和图像之间的差异亦不能被抹消，布雷德坎普认为：“语言是有声音的，而且这种语言是人类独有的，而图像虽说也越来越靠近人类的生活，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而且是以实物的形式出现的。感情的施与乃至语言的试探都不能把图像完全带回到人们要占有它们的状态……一幅图像一旦被创作出来，它就变成了独立存在的东西。”③这种说法中包含了两个常见的命题，一为语言和图像均具有摹仿性，均摹仿世界又与之保持距离，正如语言与世界之间存在着鸿沟，图像也“不可以置于现实的前边或者后边，因为它们参与了共同组成的事实。它们不是现实派生出来的，而是现实根据的一个形式”④；二为两种摹仿性媒介之间的相互诠释亦为一种摹仿，换言之，试图用语言来完整地描述图像，或试图用图像来完整地展现语言场景均为徒劳的。 这种由摹仿性产生的间隔依然是柏拉图主义的。当卢米埃尔兄弟第一次将世界印刻在胶片之中搬上银幕时，电影还主要是摹仿性的。换言之，它不能展现本不客观存在的事物，正如摄影技术只能拍摄世界，而不能从虚无中创造世界一样，依赖于胶片的摹仿艺术本质上仍然是再现性的，因而本质上也是一种柏拉图式的艺术模式，即它相对于所展现的世界而言，逻辑上处于一个次级的位置。早在20世纪初数字技术尚未兴起时，电影拍摄即可通过某些手法来展现在客观世界中并不存在的场面，在1925年的《失落的世界》、1933年的《金刚》等电影中，导演们便采用了模型和定格动画等方式让虚构的事物展现在银幕当中。但是，模型、动画依然是一种实存，因而电影的拍摄实际上还是摹仿性的。在文学领域中，摹仿非存在者要更为容易，因为在文学中只要在逻辑上满足摹仿性即可。换言之，文学的摹仿性虚构必须假定虚构对象存在，只有将虚构对象视为一种实存，摹仿性逻辑才能成立。这种摹仿性的逻辑随着现代主义的兴起虽然遭受了挫折，但是其中的柏拉图主义却从未失效。在20世纪初之后，在语言领域中，语言与世界之间的界限被进一步拉大，再现性的艺术逐渐让位于语言性的艺术。然而这种远离摹仿的做法并未真正取消摹仿的逻辑，作为一种写作方式，摹仿只是在不能有效提供真理或文学性的意义上被批判，语言学转向并未动摇摹仿理论的内在结构。同时，这种“转身不看”摹仿的方法，进一步地强化了柏拉图主义，即摹仿不能揭示真理，因此，在文学的哲学化倾向中实际上包含着柏拉图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