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博的诗画对观与艺术理论的现代起源

作 者:
张颖 

作者简介:
张颖,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

原文出处:
文学评论

内容提要:

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贺拉斯《诗艺》的重释,“诗如画”语义向一律论方向变迁,出现了画法上的诗化与诗论中的图画主义。德·皮勒、艾迪生、杜博、凯姆斯伯爵、狄德罗、伯克、莱辛等先后阐发诗画关系。杜博在《对诗与画的批判性反思》中围绕诗画,论及艺术功能论、媒介论、题材论,也涉足艺术的跨媒介潜能,随着狄德罗、莱辛的发扬而形成一条理论脉络。“人工激情”论在本质上是一种摹仿论版本,通过论证作为摹本的诗画作品以相似方式造成受众的心理效果而支持着体系观念。它比巴托版摹仿论更开放,更方便容纳崇高感的鉴赏理据。在现代艺术理论史上,杜博的承启位置与起源价值应当得到彰显。


期刊代号:J0
分类名称:艺术学理论
复印期号:2023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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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这个集合名词的基本内涵是主要定型于18世纪的现代观念的产物,艺术理论在同一时期经历了关键性重塑。我们今日在“艺术”之名下所认定的各门类,在现代以前各自发展着基本不超出本领域的理论,它们当中有的甚至难称“理论”,更多属于特定学说。诗学较为特别,诗论所涉问题的普遍性远高于其他领域,可谓最早的艺术理论。以“诗如画”这一诗学话语为例,无论是古罗马贺拉斯的“诗如画”(ut pictura poesis),还是普鲁塔克所引用的古希腊西蒙尼德斯更具平行感的“画是无声诗,诗是有声画”,诗画并置的这类简洁表达流传甚广;在现代时期,“诗如画”历经数度争议与再阐释,映射出时人围绕众艺术的体系化反思,视觉艺术研究的论理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更加清晰。本文将梳理“诗如画”的现代语义变迁,聚焦杜博(Jean-Baptiste du Bos)诗画对观学说的思想资源与学术脉络,尝试追溯艺术理论的现代起源。

       一 “诗如画”的现代语义变迁

       “诗如画”(一译“诗如此,画亦然”)之说,出现在贺拉斯《诗艺》第361-365行。对于那段完整文字,杨周翰译文为:“诗歌就像图画:有的要近看才能看出它的美,有的要远看;有的放在暗处看最好,有的应放在明处看,不怕鉴赏家锐敏的挑剔;有的只能看一遍,有的百看不厌。”①塔塔尔凯维奇《古代美学》中译本译作:“诗如画:一个你离得越近,它就越激发你的幻想;一个你离得越远,它就越激发你的幻想。这个寻求着明暗阴影,那个希冀着被明白地领会并且不惧怕批评家鉴赏力的评判。这个只有一次性愉快,而那个,尽管已经被体验了十次,却总是令人陶醉。”②两种译法虽有出入,意思大致无差。

       立足原语境,我们将易于接受以塔塔尔凯维奇为代表的美学史家的判断:贺拉斯的本意并非说服诗人去追求绘画的写实效果③。在西方古代观念中,造型艺术远未取得与诗歌平齐的地位,基本不可能被视作诗歌的楷范。贺拉斯只是试图简单地说明如下道理:无论诗画,不同作品带来的审美体验可能迥异,受众需投之以相应的欣赏方式。他不肯就诗论诗,特地引入观画体验来揭示这种差异性,大概由于观画行为的空间性令道理更加易懂。看来,塔塔尔凯维奇的美学史论断有必要得到重申:“古人有偏爱把诗和绘画作比较的习惯,并不能证明他们把这两种艺术看作是互相关联的。恰恰相反,他们始终认为它们之间相去万里;只是现代的艺术理论才把它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不仅奉劝诗自身依照绘画来创造,而且劝告绘画去摹仿诗。”④按此,艺术观念在现代时期发生过一场成规模的整体性转变,试图让诗画努力参照对方既有原则行事。理论牵引、催促着创作方向,进一步推动了二者的近似性,从思想到实践皆为作为现代体系的“艺术”概念奠定共识。

       这一转变遵循着古典主义的解释学惯例,即从箴言释义入手导向新的理解。在15、16世纪,贺拉斯《诗艺》的版本中出现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型断句法:“诗如画”之后的冒号被删去,解读为“一首诗将如一幅画”,肯定语气得到加强。这里显然含有突出诗画一律的意图⑤。17世纪中叶,法国画家杜福莱诺瓦的拉丁文长诗《画艺》(De arte graphica)起首挑明了诗画的对称互渗关系:“诗如画,画似诗:这两姊妹平等争胜,互换名称与性质。一为哑言诗,一为言说画。”⑥1695年,《画艺》首位英译者、英国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出版了一部序文式的《诗画对观》(Parallel of Poetry and Painting),宣扬“词语为思想之衣,一如色彩为设计之衣”⑦之类诗画平行互通的意识。随着英语世界数次译介《画艺》⑧,“诗如画”的现代新义在欧洲广为熟知。1708年,《画艺》首译者德·皮勒沿用了“姊妹艺术”这个形象称谓⑨。总之,在18世纪之前,原本在贺拉斯那里的平易话语“诗如画”,经由现代时期的古典主义作家们援引、追加、强调和再阐释,被广泛接受为一种点明诗画一律的箴言。

       考诸史实,这一变身过程的动力之一或许是绘画艺术在现代时期的自我提升之需。绘画在17世纪的法国主要充当宫廷与贵族的室内装饰。意大利文艺复兴促发的人文主义,使得画家们有意在理论上阐发自身价值,在身份上获取自足独立,如前所述,这些条件向来为文学所具备。鉴于文学的理论性与其创造活力之间的良性互动成效,诗论顺理成章地成为画界效仿对象。在法国高度集权化的体制内,学院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指引着创作方向。王家绘画与雕塑学院的主流评论默认诗画在性质、内容、目标、手法上的近似性,依据文学标准去评判绘画优劣。例如,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三一律”,被夏尔·勒布伦引入画法,通过王家绘画与雕塑学院的教学发挥规训作用,以至于此类主张在17-18世纪画家群体中颇有市场⑩。类似地,贺拉斯《诗艺》中的诗学理论和一些概念,也被一些作家不加辨析地直接应用于绘画评论。

       不惟诗论变身为绘画的理论话语,在诗歌一方,语言所能达成的视觉化效果,如尽可能生动形象、如在目前的描写——今日所谓“图画主义”(pictorialism)——一度被视为佳诗的标准之一,延续着亚里士多德式“以言及象”(enargeia)传统。总之,诗画两界彼此攀附,出现了画法上的诗化与诗论中的“如画”(picturesque)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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