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设计迷”的转变之旅  

作 者:

作者简介:
方超群(1985- ),男,安徽人,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课程史、传统文化教育研究,E-mail:fangchaoqun1985@163.com,上海 200062;周勇(1973- ),男,江西人,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与教育、中国课程改革史研究,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
教育学报

内容提要:

俞子夷是民国时期设计教学法实验的代表人物,但其对设计教学法的态度经历了从认可到怀疑的转变过程。他积极引入设计教学法,意在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纠补讲授法僵化死板之弊端。但在实验过程中,他发现完全依凭儿童自发兴趣来选择设计主题,易流于低水平重复,学生也不能获得真实进步,于是从教师引导、学科指向、技能训练、课程整合等四个方面加以改进,实现了设计教学法的本土改造。但他最后又怀疑设计教学法的效用,是因其背后所蕴含的“儿童中心”理念与学校教育的基本功能相冲突。俞子夷的“转变”带来的启示在于:学校从来不是以儿童为中心,而是以儿童的发展为中心,学校教育不能一味追求回归儿童生活、倡导自主学习等种种教学新模式而遗忘其基本使命。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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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22)03-0070-12

      DOI:10.14082/j.cnki.1673-1298.2022.03.007

      一百余年前,设计教学法在中国教育大地上有过一次广泛的本土实验,不过这次实验最后走向消寂,并未在中国教育界扎根。而俞子夷正是我国进行设计教学法实验最初的倡导者、实践者,也是成就最大者,其所主持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①(以下简称“南高师附小”)更是全国设计教学法实验的大本营。[1]关于设计教学法的中国实验,瞿葆奎等从理念与实践两方面探讨过其中的得失;[2]吴洪成等则从外来理论中国化的角度分析俞子夷“设计教学法实验”成功的原因;[3-4]易红郡梳理并评述了设计教学法在中国实验的发展历程,并从外部环境的制约因素反思其最后归于消寂的失败结局[5]。已有研究多从宏观角度整体评析,似缺少一个更微观的视角来呈现设计教学法中国实验的曲折历程。极有意味的是,曾自诩为“设计迷”的俞子夷在离开南高师附小后对设计教学法逐渐淡化,不再热衷,晚年的时候甚至怀疑设计教学法的效用。从一个设计教学法的倡导者到质疑者,俞子夷为何会有这么大的转变?若把研究重心聚焦到俞子夷个人的思考心得上,借助当事人的现身说法,我们或许能对设计教学法中国实验的消亡有更加细致入微的解读。

      此外,从实践层面上看,当代中国基础教育中广为流行的研究性学习、探究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依旧有设计教学法的影子,[6]包括近年来十分火热的“项目化学习”也以设计教学法为其源头。[7]在一线教学中,类似于“设计教学法”以倡导学生自主活动、激发学生兴趣的各类学习模式广受推崇,但其中一些认识误区并没有得到有效清理。因此,本文通过考察俞子夷个人认识思考的变化,勾勒出其引入、改进乃至淡化的转变过程,揭示设计教学法实验所面临的深层困境,进而反思学校教育的基本使命,也为当下种种类似于设计教学法的学习模式提供历史参照,以便一线教育工作者借鉴与反省。

      一、从“讲授法”到“设计法”

      自1904年清末“癸卯学制”颁布后,在传统私塾全面转向新式学堂的过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教学法难题。教学法的探索与更新,是清末民初教育界的重要现象之一,时人认为“教育之进步,大部分即为教学法之进步。”[8]而俞子夷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教育名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为当时传入的各种西方新式教学法的先行者、反思者,他对各法利弊皆有深切体会,在清末民初教学法摸索的时代大潮中有着杰出的表现。[9]13-86

      据俞子夷的观察,班级授课的基本形式理所当然是“讲授法”,即把知识讲解给学生听。“这时期教法方面,刚从旧时私塾的个别讲解转变为班级上课,‘先生讲,学生听’这一套技术开始建立。”[10]474这种“讲授法”最初是注入式的,当时课堂教学情景是:“教师专事一堂课讲到底,学生静坐恭听或忙于记笔记。”[11]而当时最流行的赫尔巴特的五段法,也是从讲授法演变发展而来。“五段教法从讲演中学来,还是仿用讲演容易。”[10]474赫尔巴特的五段法简洁明了,就是五步:预备,提示,比较,概括,应用。后来,考虑到学科或教材的特性,又在五段法上做了简化,变成三段式或四段式,但基本思路不变,就是要发展出一套“教顺”,便于教师操作。[10]478所谓“教顺”,即教学的顺序,把教学过程分解成若干步骤程序,这样每节课的教学都有章法可依,“尤其对于缺乏经验与创造力的教员可以供给一个可以遵循的路程”。[12]但俞子夷不久就发现这套“教顺”有很大的弊端:“教师用以备课,师范生用以实习,只须将教材依次安排,再出些习题即可竣事。重实际是好的。然而陈陈相因,渐成形式。后来教授书出,教师竟可不必准备,径挟书而入教室。”[10]478-479问题正出在这套讲授便利的“教顺”,有了固定的程式,教师完全可以不管学生的需求,面对任何班级任何学生,都按照“教顺”一讲到底。“讲授法”发展到极致,就会演变成教师的照本宣科,而漠视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心理。

      考虑到注入式的讲授,学生常常无法参与到学习中,于是又有了启发式的讲授法,用提问的方式增强学生的注意力与学习兴趣。俞子夷说,“所谓的启发式,是指参用问答法,不单纯用讲演法言”,[10]475“于是研究问答法之风盛行一时”[10]479。提问的方式的确增强了学生的注意力与兴趣,但还是不能解决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尽管也倡导开放式的提问,但绝大多数的问题是教师预设好答案的问题。换言之,启发式提问不过是用一问一答的形式让学生说出教师想让其说的内容。这意味着,无论教师怎样启发式提问,其实还是从教师的角度提出问题,很可能并不是学生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所以学生的学习实际上还是被动的。

      讲授法不管怎么改进,始终不能解决好两大难题:一是学生学习动机问题,二是所学知识如何获得实用性。而这两点又是二位一体的,即如果所学的知识是学生真实所需的,自然不用考虑动机的问题;如果真是学生感兴趣的,一般也与学生生活紧密相关,当然也是实用的。正如陶行知对讲授法的批评:“从前的先生,只管照自己的意思去教学生;凡是学生的才能兴味,一概不顾,专门勉强拿学生来凑他的教法,配他的教材。一来先生收效很少,二来学生苦恼太多,这都是教学不合一的流弊。”[13]讲授法是让学生来凑教师、凑教材,学生多为被动学习;那么现在反过来,按照学的法子,让教师、教材凑学生,可不可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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