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是学界新近关注的重要议题。有研究表明，教育获得有助于改善人们的市场机遇。[1]但近些年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伴随义务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扩招，女性拥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接受学校正式教育，因此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呈现下降趋势，甚至已出现女性教育水平超越男性的现象。[2]例如，2000年中国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中女性占46%，而2015年上升至52%。[3]但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差距依然存在，甚至呈现扩大趋势。[4]例如，1990年中国城镇女性平均工资是男性的78%，但到2010年下降为66%。[5] 如何解释以上悖论？既往研究主要从市场转型效应、性别职业隔离和人力资本效应等视角解释女性的收入劣势，纷纷以进入工作岗位为起点，强调女性群体相对于男性遭受的结构制约或资源限制。但是，这些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校教育与工作岗位之间的联结机制。面对这一悖论，本文聚焦教育和职业之间的匹配程度，探讨教育失配如何影响两性之间的收入差距，并基于2003-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以下简称“CGSS”)数据库开展实证研究，这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学术调查数据，本文选用的是目前公开可得的最新数据。 一、文献综述 本文从以下方面就相关文献进行评述。 (一)性别收入差距及其理论解释 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性别收入差距，这也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根本维度之一。然而，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许多国家性别不平等逐渐下降，这不仅体现在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快速增长，也体现在两性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6]但是，中国的性别不平等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变化趋势。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性别不平等正在上升。[7]一方面，中国城镇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逐渐下降(例如，1992年为93%，到2009年下降为83%)；[8]另一方面，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收入劣势正在扩大(例如，1990年女性平均工资比男性低22%，到2010年上升为34%)。[9]可见，无论劳动参与率还是两性收入差距，都反映出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呈现上升趋势。 如何解释性别收入差距的上升？学者们站在不同理论视角诊断其成因。第一种理论视角强调市场转型效应。该视角认为，伴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政府保护力量的削弱和市场竞争力量的增强，是造成性别收入差距上升的主要原因。1949年以来，政府通过单位制和统一工资制度，推行同工同酬和男女平等；但1978年以来，迈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将劳动力的分配主体逐渐转向自由市场，而政府对雇佣制度的直接干预逐渐减少。[10]这对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就业机会和薪资水平都产生了巨大冲击。第二种理论视角强调性别职业隔离效应。有研究发现，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性别隔离现象[11]，女性更容易被集中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化职业。[12]然而，该视角难以解释性别收入差距的上升，因为中国性别职业隔离指数从1980年以来略有上升，但从1990年到2010年却持续下降。[13]第三种视角强调人力资本效应。该视角认为，两性在教育程度、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上的差距，是导致男女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14]基于该视角，学者们认为中国性别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市场化进程中教育收益率在不断上升[15]，但由于女性的教育水平整体低于男性，从而呈现出两性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然而，伴随着中国义务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扩招，男女在教育获得层面的平等化程度持续上升，甚至出现女性超越男性的趋势。[16]例如，1980年在校大学生中女性所占比例不足25%[17]，而在1999年这一比例已增长到38%；在1999年大学扩招以后，性别平等化程度再次提升，大学在校生中女性比例几乎每年都能增长1个百分点，并在2009年以50.48%的比例首次超越男性。[18]这一过程中，尽管有学者发现，两性教育获得的平等化趋势存在城乡差异、家庭背景差异和子女数量差异等[19]，但毫无疑问，女性在受教育水平方面的整体增长，有力提升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资本。 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教育获得中性别不平等逐渐下降；但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不平等却在持续上升。换言之，近几十年女性在教育水平的稳定增长趋势，甚至超越男性的现象，似乎并未有效改善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相对劣势，两性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未降反升。面对这样一种悖论，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遭遇解释困境，因为以往研究将女性的收入劣势归因于其人力资本过低，但随着两性在教育获得上的平等化趋势，这种解释就难以成立。 (二)教育失配及其产生原因 本文从教育—职业匹配视角来回应上述悖论。所谓教育失配，是指个体所拥有的教育程度超过其职业岗位所需要的教育程度。一般来说，按照教育和职业之间的匹配程度，现实生活中存在三种教育匹配状态：适度教育、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20]适度教育指个体拥有的教育程度正好为其职业岗位所需的教育程度；过度教育指个体实际教育程度高于职业岗位所需教育；教育不足指个体实际教育低于其职业岗位所需教育。其中，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都属于教育失配，即反映个体所拥有教育程度和其职业岗位所需要教育水平之间的不匹配。[21]既往研究发现，过度教育会降低个体的教育回报和工作满意度等，但是教育不足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并未处于劣势地位，其收入和工作满意度通常至少和适度教育者一样高。[22]基于此，本文聚焦教育失配中的过度教育现象。 新近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失配的发生比例约为35%。[23]这一问题深深植根于我国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双重变迁之中。一方面，由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变迁，创造了大量高等技能职业岗位，有力推动了我国职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这有助于劳动力市场吸收高学历劳动力者并降低教育失配风险。但另一方面，伴随义务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扩招等教育制度变迁，越晚出生世代的整体教育程度越高，这不可避免地加强了越晚出生世代在求职过程中的同辈竞争压力和教育失配风险。[24]例如，我国大学毕业生数量在1998年约为83万，2010年增至575万，而2022年将达1 076万。[25]面对快速增长的高学历者，劳动力市场的吸纳能力有限，从而导致许多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合适岗位，不得不接受教育需求较低的职业岗位，由此发生教育失配。 教育失配是考察劳动力市场中性别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视角。这是因为，一旦发生教育失配，个体将难以完全发挥通过教育获得的劳动技能或生产效率，从而遭受严重的收入惩罚。基于此，本文将通过考察男、女在教育失配的发生几率和收入惩罚方面的差异，探讨性别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最终在一定程度上破解“教育的性别不平等下降，但收入的性别不平等上升”的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