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时代的西方政党:变化特征、运作形态与困境挑战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鸿铭,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原文出处: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内容提要: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算法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助推了新技术时代的到来,这些新技术工具与西方政党的相互联结日益加深。数字化工具推动西方政党政治由复杂性向简约化发展,信息化工具推动西方政党政治整合由科层性向扁平化发展,智能化工具推动西方政党政治动员由趋同性向多元化发展,但与此同时,数字化工具、信息化工具和智能化工具的大规模使用也极有可能带来民主幻象、组织虚化、政治极化等出乎西方政党预期的挑战。因此,西方政党必须通过转型发展,不断提升运用新技术工具的适应性能力,才能将新技术时代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各自的政治优势。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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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算法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助推人类社会进入新技术时代。作为现代国家的治理核心和国家与社会间的治理主体,现代政党也日益依赖新技术在日常运作中的嵌入。大数据能够帮助政党持续追踪民众不同时期的政治偏好,人工智能能够及时反馈民众不同层级的政治参与,深度算法能够精准识别民众不同比例的政治认同。但与此同时,如何应对庞杂数据、多元媒体、海量信息对于政党运作的政治冲击,也成为新技术时代西方政党的重要命题,这就要求不同的政党必须通过转型发展,学会运用新技术乃至借助新技术推动政党建设,从而提升自身在新技术时代的适应性能力。①

      一、新技术时代西方政党的变化特征

      回顾人类历史,每一次工业革命都驱动着社会生产力质的飞跃和社会生产关系新的变化,由此也带来了现代政党的变革与发展。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英国为试验场,孕育了代表不同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第二次工业革命扩大至西欧和美国,专业的科层制促使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开始建立较为严密的层级体系;第三次工业革命影响了整个西方社会,驱使西方资产阶级政党逐渐依靠意识形态获得选民认同和选举胜利。随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算法、“互联网+”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引领的新技术时代的到来,数字化浪潮、智能化浪潮、信息化浪潮推动着传统西方政党呈现出新的变化特征。

      (一)数字化的新技术推动西方政党政治沟通向简约化发展

      新技术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数字化,数字化工具给西方政党造成的最大冲击在于对政党与民众政治沟通方式的改变。选举作为西方政党政治的主轴,无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出现的竞选宣传册、竞选标语、竞选横幅等纸质工具,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出现的电视辩论、广播宣讲等通信工具,抑或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后出现的门户网站、电子邮件等电子工具,政党和政党候选人都是利用既定政治沟通工具,将他们希望传递给选民的政治信息进行过滤筛选之后,单向度地投放给选民。

      在单向度的政治沟通方式下,受制于传统政治沟通工具的技术运行逻辑,政党一方面必须建立较为庞大的横向政治信息输出机构,分别负责报刊、传单、电视、广播、网站、邮件等政治信息制造;另一方面又必须建立较为繁杂的纵向政治信息传递体系,确保政党制造的政治信息能够准确无误地传递给选民。因此,在前数字化时代,传统西方政党形成了复杂的组织结构,政党与选民之间的政治沟通方式受政治信息投放的时间和空间限制。

      新技术时代,大规模使用的数字化工具彻底改变了西方政党传统的政治沟通规则。数字化浪潮下,广大选民可以轻松利用社交软件随时随地获取政治信息,而且社交软件更加注重用户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这就使得广大选民不只是单向度的政治信息获取者,也是政治信息的创造者、提供者和传播者。②选民的身份转变也就彻底改变了竞选过程中政党与选民的政治沟通方式,传统由政党向选民进行单向度的政治信息投放从而被政党与选民、选民与选民之间双向度的政治互动所取代。

      因此,数字化工具在塑造双向度的政治信息互动方式过程中,就以新的政治沟通工具的技术运行逻辑,推动着西方政党向简约化方向发展。首先,数字化工具的即时性使政党与参与竞选的政党候选人可以第一时间通过多种数字化平台针对各种突发性政治议题发声,从而避免政治信息投放过程中因中间环节而导致的曲解;其次,数字化工具的互动性要求政党与竞选人必须在第一时间回应广大选民和社会团体的不同诉求,从而避免政治信息在“后真相时代”传递过程中的中间环节失真;再次,数字化工具的个体性驱使政党和竞选人要以平等协商的沟通态度针对不同选民的个体诉求展开政治互动,从而避免政治信息沟通过程中的低效率运转;最后,数字化工具的透明性带动政党及竞选人向广大选民公开分享自身最为真实的政治决策,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选民的政治参与。即时性、互动性、个体性、透明性的数字化工具的技术运行逻辑,打破了政党与选民之间传统政治沟通方式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复杂的政党组织结构从而以简约化的特征出现在广大选民面前。

      (二)信息化的新技术推动西方政党政治整合向扁平化发展

      新技术时代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化,信息化工具给西方政党带来的最大冲击是政党组织内部政治整合方式的改变。无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在英国出现的辉格党、托利党,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在西欧逐渐壮大的资产阶级政党,抑或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后不断涌现的新型政党,其呈现形式虽发生了变化,但内在整合方式是不变的,即不同政党均通过产生具有一定政治权威的领袖人物,建立一定层级体系的科层结构,借助上下垄断的人、财、物等政治资源整合运作。

      在上下层级垄断的政治整合方式下,同样受制于传统政治整合工具的技术运行逻辑,政党一方面必须花费更大的成本确保政治资源由上及下层层落实,以规避下传政治资源过程中的层层耗损;另一方面,政党又必须花费较大的成本保证由下及上的政治资源层层吸纳,以规避上传政治资源过程中的层层衰减。因此,在前信息化时代,政党与生俱来的层级性组织特征,使得政党组织内部的政治整合方式受上下层级政治资源垄断的运行限制。

      新技术时代,大规模使用的信息化工具彻底改变了传统西方政党的政治整合规则。信息化浪潮下,互联网、大数据、云平台等都可以帮助普通党员上传基本信息,这也为政党利用信息技术在云端建立虚拟党支部和数字党支部,实现党内日常活动信息化提供了帮助。③借助信息化工具,原有依靠文件、会议层层传达落实的重要内容,特别是难以用语言、文字详细描述的重要信息,就可以通过声音、图像、视频等方式进行即时共享。这种打破上下层级体系的空间转变,彻底改变了政党组织内部的政治整合方式,传统由政治资源层层垄断的上传下达的整合形式,被政治资源即时共享的互联、互动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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