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22)02-0076-12 时间与政治学研究密不可分。如果说政治学研究的目的是为政治生活提供因果性解释的话，那么，判断因果性成立的前提就是原因与结果在时间序列上的先后关系。没有明确的时序先后关系，就无法断定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传统政治学研究一直注重历史分析，强调在历史研究中发现政治生活的规律。所谓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物，说的就是这个意义。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西方政治学发生了一场具有影响深远的行为主义革命。在行为主义革命影响之下，政治学开始朝科学化转向，政治学不再是传统的人文学科，而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子学科。当然这个科学不是那么“硬(Hard)”的，多多少少带有一点“软科学(Soft Science)”的意味。但在行为主义革命之后，时间被降格成为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因素。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历史制度主义的强势复兴以及“国家的回归”(The Return of State)运动，从认识论上重新审视时间概念，并提出了一些与时间相关的分析手段与策略[1]，诸如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关键时点(Critical Juncture)、时长(Duration)、事件发生的时序(Sequence)、特定时间的情境(Temporal Context)、或然性(Contingency)、时机(Timing)、过程跟踪(Process Tracing)、路径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轨迹(Trajectory)、初始状态(Initial State)、惰性(Inertia)等等，时间在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历史制度主义复兴之后，部分政治学者对政治学的科学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反省与批判，他们开始从本体论层面反思时间对于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强调时间的多面性，比如社会性、主观性、可塑性以及非线性等。在本文中，笔者将依次从这三个阶段或三个层面来讨论时间在政治学研究中的意义以及在不同分析中如何运用时间这个关键来分析概念与技术，并在文章最后呼吁要把时间带回政治学研究的中心位置，强调时间概念在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中的特殊地位。 一、技术层面上的时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戴维·伊斯顿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者主张政治学研究应该关注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等可以观察测量的变量，而不再仅仅关注政治制度与政府机构的形式特征，此时的行为主义运动深受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观念的影响，因而这一运动也被后人称作多元结构功能主义运动[2]。行为主义运动有五个鲜明特征：第一，无论是个体层次还是社会群体层次的政治行为，都应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点；第二，所谓理论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抽象陈述，包括预设、定义和可以由经验检测的理论假设等，其目的是对政治现象发生的原因进行描述与解释；第三，政治学理论必须经得起经验事实的检验；第四，对政治学理论的检验要系统使用相关经验证据；第五，政治学理论与解释原则上必须能够被证伪。 行为主义运动改变了政治学研究的方法，时间降格成为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所有的研究被分为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两大类别。共时性研究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上的横向研究，历时性研究是在多个时间点上的纵向研究。 (一)共时性研究 共时性研究，又称横截面(Cross-sectional)研究，是指在同一个时间点上收集研究资料，并用以描述政治现象在这一时间点上的空间分布，或者探讨在这一时间点上不同政治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与因果性，比较复杂的分析会使用多元回归分析等技术。 共时性研究的主要方式是调查研究。在一个典型的调查研究中，研究者首先通过随机抽样选择调查对象作为样本，然后利用标准化的问卷进行调查，最后对调查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随机抽样可以保证调查研究中所选样本的代表性，从而提高推论的信度和效度。对研究问题中的核心概念和变量进行操作化是调查研究的关键步骤，研究需要制定一份包含封闭式或开放式问题的结构化问卷来测量人们的政治行为与政治态度。为了获取准确、可靠的信息，研究者应当在调查问卷中设计合适的问题形式、采用明确的问题表述，避免歧义的问题、模棱两可的问题和倾向性很强的问题，此外也需要注意“问题顺序效应”[3]等。最后，依据具体调查方式，调查研究可以分为邮寄调查、面访调查、电话调查和网络调查等四种主要方式。 调查研究是行为主义革命带来的代表性研究方式，行为主义一方面强调政治学研究需要关注那些可以进行观察和测量的政治行为和态度，另一方面，也主张通过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来检验相应的理论主张，即通过假设—检验的方式来进行政治科学研究。行为主义也提供了一系列分析工具，相关性分析和一般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等多元回归分析手段。 阿尔蒙德与维巴的《公民文化》是使用调查研究法进行政治文化测量和跨国比较研究的奠基之作。他们认为，政治文化“所指的就是特定的政治取向——对于政治体系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对于在该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这种心理取向是“被内化于该社会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其中，认知取向是“关于政治体系、体系的各种角色以及这些角色的承担者、体系的输入和输出的知识和信念”；情感取向是“对于政治体系、体系的各种角色、人员和活动的感情”；而评价取向是“对于客观政治的判断和见解，这些判断和见解涉及知识和感情的价值标准和准绳”。因此，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就可以表述为“对于客观政治的取向模式在该国成员中的特定分布”[4]13-19。在此基础之上，阿尔蒙德与维巴把政治文化划分为三种理想形态：村民型、臣民型和参与型政治文化。公民文化是一种混合型的文化，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同时混合了村民型政治文化与臣民型政治文化。阿尔蒙德与维巴认为，这一混合型的公民文化是现代民主政治良性运转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