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6)03-0058-08 一、现代政党的多样化与政党分类 政党研究者一般从组织和表现形态上把当代西方政党描述为两种状况。一种状况是政党只有骨架组织，没有众多的党员。这种政党虽然在全国各地也有选区组织，但是它们并没有日常的活动和联系，所以，除议会中党的议员之外，很少能感觉到党的存在。但在选举时，政党像变成了一台加足了油的发动机，进行各种竞选活动。不过一旦选票统计完毕，这种阵风式的活动就又停止了。除选举之外，在提名党的候选人和政党领导集团处于危机时也可以看到党组织的活动，这时党内各派组成的竞选组织都力争把自己推举的人通过提名会议选定为议员候选人，然而一旦提名的候选人被选定，除少数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就会散去，议会外的党组织又回到了静止状态。另一种状况是党的组织或成员在不同的层面上都有一定的活动，它不仅有全国性的中央办公机构，而且还有地区性的和基层的组织。各级组织都要举行例行会议，有完善的党纲，党员可以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并享有较充分的发言权，从而可以对党的最终决议施加影响。议会外的党的组织不仅在选举期间进行积极的活动，而且在平时也经常活动。但是党员的人数并不多，尤其是占支持自己的选民的比例不高，并且党员中也只有很少的人参加党的会议。选举活动是由以党员为核心的一个小的团队进行的，他们围绕着党的领袖和中央进行动员和组织活动，其中大多数成员除了偶尔参加游行和分发宣传品外，几乎不参加别的活动。 第一种政党典型的例子是加拿大的自由党和进步保守党，这是两个大的全国性政党，学界把这类政党称为“干部型党”或“精英型党”。第二种政党以荷兰的工党较为典型，其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党也属此类，学界把这类政党称为“群众型政党”，但是正如库勒(Ruud Koole)指出的，现在的群众型党比过去的群众型党活动和组织的水平都低得多，与干部型政党趋于接近[1](P22-42)。但实际上，这种分类在很大程度上把政党的传统特征考虑在内了，在当代，政党的变化使这两种类型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了，很多政党难以被明确地归结为其中的一种类型。这就给政党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政党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已有的分类方法却难以对它们进行完全令人信服的划分，现在用来对政党进行分类的某些方法是半个多世纪前提出的。与过去相比，政党组织群众和通向选民的路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政党已经建立起来。由此看来，为某些特定的政党在特定的时间或地点而设计出的类型可能并不适于用来对已经处于不同的时间或地点的这些政党进行分类。 在对政党进行重新分类以解释其新的变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方法。基希海默尔(Kirchheimer)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提出了“全方位政党”的概念[2](P105-123)，帕尼比昂科(Panebianco)1988年提出了“职业选举型政党”(the electoral-professional party)的概念[3](P262-267)，还有从组织结构上对政党进行定义的，如波根克(Poguntke)的“新型政党”(the new politics party)[4]和稍后影响更大的卡茨和梅尔的“卡特尔党”这一类型的提出[5]，最近的是霍普金(Hopkin)和包鲁西(Paolucci)1999年提出的“商业党”(the business firm party)的概念[6]。这些分类和尝试各有自己的优缺点，而概念的丰富既可以澄清也可以混淆人们的认识。在这些分类中，全方位政党这一类型几乎成为描述当代政党的普世术语，但是关于这种政党的特点和内涵的界定一直存在着争论，况且，因为这种类型的提出基本上是针对西欧而言的，对西欧之外这类政党的界定可能要大大改变其定义，至少也会大大丰富全方位政党的内涵。 从分类学演进的过程来看，最初，政党是按照左—右谱系进行划分的，这基本符合当时的情况，随着社会的变迁，这些方法过时了，后来产生了按照组织形态分类的方法，像迪维尔热1954年对干部型党和群众型党的划分[7]，纽曼(Neumann)1956年对“个人代表型政党”(parties of individual representation)和“民主（群众）聚合型政党”[parties of democratic(mass)integration]的划分[8]，这些分类解决了由于社会结构由传统的社会和阶级分裂转向社会结构多元化和中产阶级兴起而导致的政党模式的变化而带来的分类困难。但是这些分类方法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一，半个多世纪以来，政党研究者们一直持续地关注于政党的变迁，这包括在过去几十年展开的关于是否发生了意识形态的终结问题的辩论，以及基希海默尔全方位政党的提出所引发的政党组织结构发生了何种演变和政党是否开始衰落的争论[9]，在爱普斯坦(Epstein)和迪维尔热之间关于政党组织演变的争论[10]，即是否像迪维尔热所断言的那样，受“左”倾思潮影响的群众型政党将成为未来的潮流，或者受到右倾思潮影响的资本密集型的路径或政党类型将成为标准的政党类型的争论等，其缺陷是学者们主要热衷于以政党组织结构的演变来确定政党变化的路径，而忽视了比较研究和确定具有共同边界的政党之间的不同特点，更没有超越这些内容或范围来系统地研究政党。典型的情况是对左翼政党比对右翼政党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或许是因为左翼政党的组织比较完整或明显。并且，这些研究的缺陷还由于学界存在的认为政党正在走向趋同①这一认识而被掩盖了。第二，直到最近，学者们更多的是关注政党体制，而不是政党本身及对它们进行分类。过去，具有复杂结构的政党通常被看成是一个单一的活动者，政党的内部结构被忽视了。直到近些年政治学家才把政党作为一个组织而进行系统的研究，对政党本身的研究是要研究其内部的政治运作和组织状况。但是，这些工作都还没有导致十分有效的政党分类方法的产生。第三，关于政党的比较研究最早是由西方的政党研究者开展的，他们主要是对欧美的政党进行研究，因为当时只有欧美才有成形的政党。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有很大的局限：一是政治学家实际上只能在一种已经被定义过的系统中进行比较，没有对政党变迁作出明确而可行的反映；二是大多数西欧的政党都可以在自左至右的谱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找到自己在传统上主流意识形态家族中的归属，但世界其他地区的政党却并非如此，它们在产生的初始就不能按照左右谱系的标准进行划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