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面临的重大挑战 阶级概念是马克思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阶级斗争是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政治解释的基本叙事框架。它有两个基本点：第一，在迄今为止的阶级社会中都存在着作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相互对抗的阶级斗争，这既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也是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第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工人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这个阶级的阶级利益与社会主义具有内在一致性，这是因为工人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处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核心，但它的阶级利益却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内得到满足，这就决定了工人阶级必将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人类解放过程的政治主体。 然而今天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灭亡，它通过自身内部的各种调整度过了已有危机，最后在20世纪末反而将其统治范围扩展到全世界。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并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被马克思寄予厚望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人阶级，由于战后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绝对人数大幅度缩减，并分化为高技术高工资的特权部分和无技术无生存保障的弱势部分。战后以来至今，西方工人阶级的政治表现令人失望，他们不仅未能组织起任何有效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被资本的逻辑所同化。 上述情况使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面临极大困境，也促成了战后西方理论界对这一理论广泛而持久的反思和挑战，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种挑战来自西方的实证社会学，主要从经验事实中直接寻找某些证据来反驳马克思的阶级观点。比如上个世纪60年代雷蒙·阿隆在《阶级斗争》这一著名文本中提出，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在理论上界定不清，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它只是马克思的一种政治想象；阶级斗争学说也没有被历史所证实，马克思曾预言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工人阶级的状况将趋于恶化，其革命意识也会日益增长，然而战后的事实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越来越不革命。”① 到80年代，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进一步提出：由于西方福利社会消解了传统工业社会的制度安排所依赖的集体意识，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个体化”，原来作为社会身份认同的阶级纽带和作为生活方式背景的阶级生涯已经消退，“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德国我们已经超越了阶级社会的结论。阶级社会的概念，只有作为一个过去的图景仍旧有它的用处，它还具有活力是因为还没有合适的替代概念。”② 第二种挑战来自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的解构。高兹的《告别工人阶级》（1980）是其代表性文本。高兹认为，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是一个黑格尔式的目的论神话，资本主义后来的演进使这一神话破灭，因为工人阶级本质上就是资本同一性逻辑的产物，在政治上不可避免要走向衰落，对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已变得毫无价值。另一方面，战后产业结构的调整使更多的人成为永久失业者或半失业者，他们取代旧的工人阶级，成为后工业社会中人口的大多数，高兹称之为“非工人的非阶级”，认为这些人身上已不再“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烙印”。高兹提出，当今社会主义政治的主要问题已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由工人阶级获取权力，而是扬弃作为工人的全部角色，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规定的“工作”领域中彻底挣脱出来。在这里，“阶级”的概念毫无用武之地，“失业”反而获得了一种积极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意义，那些永久失业者、半失业者和所有“多余的人”，作为“非阶级的非工人”，反而会与生态和女性等“新社会运动”汇合到一起，成为否定资本主义的重要社会力量。③ 对马克思阶级观点的第三种挑战，来自当代西方激进理论，其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当属拉克劳和墨菲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1985）。书中动员了葛兰西“文化霸权”和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理论资源，同时运用后现代主义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政治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和批判，其核心论点就是拒绝马克思为激进政治理论设置的阶级还原论基础，重新构想社会主义的政治方案，其主体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由各种新社会运动的“领导权连接”组成的多元主体。与社会学的实证主义和后现代的乌托邦想象相比，拉克劳和墨菲更关注马克思主义谱系内与阶级政治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因此更值得认真对待。作者声称：“现在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不再可能去主张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因为马克思当初以阶级范畴为基础设计的政治理论越来越不适合当代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当代激进理论“只有拒绝优先化的普遍阶级本体论立场基础上的任何认识论特权，才可能真正讨论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现实有效性程度。”④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叙述（或者不如说“重塑”）了恩格斯逝世后西方激进理论域内部阶级还原论衰落和“领导权”概念崛起的历史，称之为“新政治逻辑的艰难浮现”。在这一理论史叙事的最后，拉克劳和墨菲得出的主要结论是：马克思当年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想象被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人们看到，与资本主义发展连在一起的工人阶级普遍贫困化并没有发生，那种能把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并将其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客观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实际上并不存在，工人阶级斗争的方向从社会主义观点看并非始终如一是进步的，反而大多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并不比其他阶级更革命。“经济领域不是一个内生的自我调节的空间，那里也不存在可以被固定在根本阶级核心上的社会代表的构造原则，更不存在由历史利益定位的阶级立场。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决定作用并没有自发地产生。”⑤ 按拉克劳等人的描述，社会分化为两个对立阵营在历史上曾是一个“原初不可改变的事实”，这种二元对立的政治形式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代人民与旧制度的对立中发展到顶点。在那个时代，“民主”意味着人民大众的行动，是当时社会的抗的旗帜和主要内容，这些“人民”本是没被组织起来的分化群众，包括没有土地的农民和贫穷市民，民主的任务就是引导他们同拥有土地的贵族和资本所有者进行斗争。但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这种人民与旧制度两大阵营对立的政治形式开始严重衰退，争取民主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困难，建立反制度的大众一极变得越来越难。19世纪最后30年，工会和社会民主党逐渐成长为欧洲政治的主角，他们意识到，只有放弃已变得不确定的“人民”概念，而代之以“阶级”概念，把人民反抗权力集团的斗争置换成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使民主运动向更高水平的政治合理性发展，并走向更加稳固的政治控制。总结这段历史，拉克劳和墨菲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上述从“人民”向“阶级”的转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虚构的转变”，而马克思运用新的阶级对立原理对社会不平等和对抗性所作的新反思，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因此马克思的新原理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缺陷。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分化为两大相互对立的阵营，而是表现为更复杂的多元性，因此阶级斗争不可能自行成为政治领域分化对立的最终界限。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