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政治思想史汇聚了历史上有关政治的伟大思考，是政治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基础之一。然而，近年来国内政治思想史研究却呈现出巨大颓势，不仅青年学生面临越来越多的困惑，许多资深学者也察觉到如下的危机：一是学术规范远未健全①，不少政治思想史“研究”只是作者的读书笔记并不罕见；二是研究对象高度重复②，一些年轻学者要么重复研究经典思想家，要么被迫选择边缘人物；三是评价标准极其模糊，很多研究者都对同一位思想家或者同一个命题做出了解读，但常常缺乏明确的标准去判断哪种解释更可靠；四是学科身份十分尴尬，不仅在政治学学科内部政治思想史研究难以承受政治科学研究的挤占③，在学科外部，政治思想史研究与历史学学科的思想史研究、哲学学科的政治哲学研究相比，也难以证明自己的独特意义④。 这种危机并不仅存在于中国学界，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目前政治学规模最庞大、专业分工最成熟的美国，迄今为止也没有以“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为名的学会或组织。美国政治学会下属的“美国政治思想”(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分会也只是2016年才成立，不仅历史比中国政治学会下属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还短，而且其期刊和活动也并不一定围绕政治思想史。⑤这一危机也引发了欧美学者的持续争论：有学者针对特朗普现象、民粹主义等新问题，呼吁到政治思想史中寻根探源⑥，也有学者批评这种用思想史分析当代问题的严谨性⑦；更有学者认为政治理论与政治科学的划分本身就有问题，因为这让政治科学失去了理论的指引，政治理论这一名称也遗忘了历史⑧。 针对国内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学界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回顾与反思。 一是对各种具体问题的反思，比如改善学科地位，避免低水平重复，拓宽研究视野，树立健康的学术批评以及回应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还有学者指出，今人与古人间存在知识隔膜，传统议题与现代政治学不对应，传统概念易被误读，这些问题均有待解决。⑨ 二是对研究方法的反思。一旦深入方法层面，研究者就会发现，中西政治思想史研究都面临着两种方法流派的对立。⑩一种是对“普遍理论”取向的方法论的反思，认为当前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缺陷，在于遗忘了对永恒政治理论的追求。比如，一些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给古代思想家贴上了“专制”和“落后”的标签，从而瓦解了中国政治思想之普遍性和永恒性(11)。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施特劳斯学派”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绝大部分当代研究作品都犯了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错误，无法真正总结出古代圣贤的永恒真理：“想凭靠历史认识来为生活实践的法则提供基础，根本就是成问题的。”(12)另一种是对“历史主义”取向的方法论的反思，认为目前问题的根源并不是遗忘了理论，而恰恰是没有充分尊重历史。有学者将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域盛行的方法称之为“文本崇拜”：“将西方政治思想家的文本‘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全然忘记了文本作者的‘情境’，忘记了世界文明史的基本脉络。”(13)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剑桥学派”的历史主义和语境分析方法将思想家还原到现实问题和当时的情境中，才能帮助我们分析各种政治思想的变迁和得失。(14)同样的主张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界得到了呼应：有学者强调政治思想史不是政治哲学，“其根本任务是要真实地再现前人的思想”；(15)具体而言，要以历史主义方法，在特定历史环境、整体思想进程、个人思想语境中准确理解古人的思想。(16)但方法层面的反思仍未取得明显的成效，因为目前中国学界的两种方法取向一直僵持不下。例如“剑桥学派”所主张的历史语境和“施特劳斯学派”追求的理论关怀，似乎都有可取之处，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笔者认为，学科价值的明确是选择研究方法的前提，正如合适的研究方法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前提。因此，解决国内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的问题，需要对学科价值与学科定位进行彻底的反思，明确其问题根源后才能在此基础上探索解决政治思想史研究危机的具体路径。 二、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四类典型问题及其根源 本节将按照由浅入深的顺序，分析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最常出现的四类问题。笔者的重点并不是对这些作品的具体命题和材料作出评价，而是分析它们不被人接受、无法证明自己学术价值的根源。 (一)貌似研究的思想介绍 中国政治学重建以来，大部分政治思想史研究都是以译介或述评形式出现的，必须承认，这样的工作在某位思想家或者某种思想变化尚未被国内学界知晓时，有着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例如罗尔斯(John Rawls)1993年在美国出版《政治自由主义》，1996年即有国内学者撰文介绍他的新思想。(17)在当时学界还在以《正义论》为文本依据，对罗尔斯后来如何回应自由主义右翼、社群主义等对手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及时的译介确实能提供新的资源。 但是，一旦这位思想家或者这种思想已为学界熟知，介绍型论著往往很难有创新之处，甚至会出现与前人重复、学术不端的风险，这是研究价值缺乏的首要表现。一些政治思想史论著被人视为“读书笔记”，其原因也在于此。与前述的《政治自由主义》不同，《正义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得到了中国学者详尽的解读，甚至有了权威的中译本。那么到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后，继续在学术期刊上刊发介绍《正义论》的观点，就没有多少学术价值了。 另外，还有一种现象是刻意选择那些影响更小、离政治更远的思想家，或者选择重要政治思想家所著的影响更小、地位更边缘的作品，这是另外一种研究价值缺乏的表现。年轻一代学者常面临此困境，因为上一代学者已经将重要思想家的重大作品介绍得很全面了，这使他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成熟的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域，在更年轻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也已经出现。例如有很多研究生在朱熹、王阳明、黄宗羲等大儒已被老师们解读详尽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这些大儒的不知名的同学或者弟子作为研究对象，甚至还有学者转而研究孙思邈、李时珍等医学人物的“民本思想”。(18) (二)对思想家贴标签 一些研究者试图对思想家及其命题提出独立的解读，这就进入了正式研究阶段，因为“解读”是人文社会科学接触经典的必经之途。但研究价值的高低取决于如何“解读”：是因为思想家语言晦涩、表意不清，因此需要帮助读者接近其真实含义，还是带着特定的问题意识进入思想家的世界，寻找问题的答案。如果是前一种解读，那么其价值仍然类似于思想介绍，一旦原著被学界充分理解后就不再有重要价值了；如果是后一种解读，那就要专门讨论研究者本身的问题意识有没有价值。后一种解读的流行方式之一，是给某思想家在主流光谱中寻找某种定位或者“解”。例如“自由主义解”就是在文本中寻求个人权利和代议制民主等要素，然后论证这是某位思想家的主要立场；“共和主义解”则要发掘公民美德、参与式民主等要素；“保守主义解”主要强调对共同体的义务和传统秩序。争论各个思想家是现代人还是古代人的“古今之争”，也是类似的操作。学界先驱徐大同曾提醒我们，“决不能再搞过去那种‘贴标签’‘戴帽子’的方法”。(19)具体来说，“标签化”研究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