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6-0147-05 一、政党与生态环境系统的互动关系 政党自身是一个由不同部分(或子系统)组成的系统，同时它又处于更大的生态环境系统之中。政党的生态环境系统为其生存、发展与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必要的生态资源条件；同时，生态环境系统还通过提出要求、提供支持①等方式对政党施加影响。对政党而言，由生态环境系统提供的资源为其所能整合的外部资源，主要有物质、财力、工具、技术、信息等方面。能否获取足够的外部资源是影响政党生存、发展与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甚至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譬如，在竞争性政党制度环境下，能否获取足够的资金、能否拥有足够的宣传媒介与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政党在选举中的表现，影响到其是否能够获取政权，进而影响其发展及作用发挥的状态与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讲，政党所获取的外部资源的数量、质量反映了生态环境给政党提供的支持的程度。二者基本上呈正相关关系，所提供的资源数量越多、质量越高，表明所提供的支持程度越高。来自生态环境的支持标识生态环境与政党互动关系的性质及状态。如果是正向度支持，通常表明二者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为二者之间开展良性互动提供了前提；如果是零度支持，通常表明二者的关系正处于一个临界点，各种因素的力量博弈处于均衡状态；而如果是负向支持，则表明政党与生态环境处于一种交恶状态，其结果是或者政党灭亡或者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变。提出要求是生态环境影响政党的又一主要方式，是生态环境与政党互动的重要一环，其与政党通过政策输出的形式对环境要求的反馈共同构架了生态环境与政党互动关系循环系统的两大桥梁。鉴于生态环境系统对身处其中的政党的深刻影响，可以说，不同政党的生态环境塑造了其特性，锻造了其生存、发展及价值功能发挥的不同轨迹与历程。 虽然存在相对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但政党的生态环境系统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之中。生态环境系统的变化必然会“波及”政党，譬如，给政党提供的生态资源的构成、数量上的变化，可能会对政党形成新要求，等等。“当一个群体或某一文明衰落时，这不是出于某一团体生活神秘的局限性，而是出于其政治或学术界领导人未能满足变革的挑战。”②对于生态环境系统的变化，政党不能“无动于衷”，必须明确自身该如何应对。一般而言，政党的应对方式不外乎改变(变革、调整甚至重建)自身和改变(调节、修改甚或根本改变)生态环境两种。就改变自身来讲，“党内的关键行为者要使环境变化产生政党变革这种结果，必须洞察到环境的变化及其对政党的可能影响”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学者梅尔等认为，政党改变自身的根本原因“经常来自政党所处的环境……这种动态过程表明政党是根据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④。受生态环境和自身因素的影响，政党改变自身应对生态环境变化的方式有不同的形式选择或者存在程度的差别。同样类型的政党甚至同一政党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对改变自身方式的选择是有差异的。在相对成熟、稳定或友好的生态环境下，政党更倾向于对自身的某些方面作出适当调整，“改良”的倾向相对占上风；而在变化幅度大、不成熟、不稳定或恶劣的生态环境下，政党则不得不作出全方位的、根本性的改变甚至对自身进行从头到尾的重新打造，“革命”的氛围更浓。比如，在当前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流而全球化、新科技革命推动社会变革的形势下，各民族国家共产党通常倾向于对自身的思想理论、政策主张等进行“改良”性的调整，以适应世情、国情的新变化；而面对苏东剧变的巨大打击，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未能采取科学、合理的态度应对，导致党“变修”甚至败亡。政党通过改变自身应对环境变化的方式还受其自身因素的影响。政党性质、指导思想、组织程度以及自身成长经历等方面的差异，影响到同样生态环境下政党变革自身方式的选择及所能忍受、达到的程度。譬如，在同样的生态环境下，相对而言，共产党更注重通过加强自身的思想理论、组织等方面的建设来应对环境变化；资产阶级政党则更倾向于调整自身的政策，而往往忽视对自身思想理论、组织等方面的调整。就改变环境而言，此种方式不同于在其生存、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政党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客观影响，而是政党在主观上出于应对生态环境变化的需要，有意识地将应对的着力点放在改变环境而非改变自身上。政党的活动是围绕获取或维持国家政权开展的。执政党往往利用自身所处的地位来改变外部环境，使之更有利于维护自身的地位。譬如，一些执政党通过在宪法等相关法律中增设有关政党的条款甚至直接出台政党法的方式，来规范、约束或限制其他政党的活动。而致力于获取政权的政党，当不认同现有政治框架体系或在现有政治框架体系内无法获取政权时，往往倾向于从根本上打破该政治框架体系，通过革命再造生态环境的方式来推动自身的发展进而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在政党应对生态环境变化的方式中，改变自身是政党应对生态环境变化的主要方式，不论是何种类型、何种政治地位的政党亦即所有政党均可采用；而改变生态环境的方式却并非所有政党都能“享有的权利”。总之，政党并不是消极被动地、单方面地受制于生态环境。政党可以通过改变自身或改变生态环境的方式来获取维系其生存、发展及价值实现的资源，来消解生态环境要求所造成的压力，获取生态环境的支持。在此过程中，政党的活动也对其生态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 无论是通过改变自身还是改变生态环境的方式来维持自身的存续与发展，都是政党适应性的体现。政党的适应性如何决定着政党的命运，而政党的适应性主要取决于政党的能力或才能。政党能力在某种意义上主要体现为政党能有效整合资源的程度，或者说，政党能够满足生态环境要求的能力取决于其所拥有的资源及其对资源的有效整合程度。政党越能有效地整合资源，其能力越强，适应性也越强；反之，亦然。 综上，“首先存在着政党不仅被环境影响也影响周围环境这个事实”，政党不可否认地受到其外部生态环境的影响，而为了生存、发展与实现自身价值，政党也不得不积极地适应生态环境。政党适应生态环境的过程，同时也是政党反作用于环境的过程。为提高自身的适应性，政党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提高自身的能力，而有效整合生态资源的能力则是重中之重。 二、对政党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认识的两个维度 (一)政党生态环境系统⑤的构成 把握政党与生态环境系统互动关系的前提之一是要明确政党生态环境系统的构成。由于研究对象、思考问题的角度等方面的不同，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社会政治领域问题的学者对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系统的构成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差异。林勋健在《西方政党是如何执政的》一书中指出：“这些环境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类，即自然状况、社会结构、国家结构和政府体制、政治文化。”⑥在《西方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中，王邦佐等学者把社会生态系统理解为由政治、经济、文化诸子系统构成的整体，认为“政党作为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政治组织，政党之间构成的相互关系，及其与政权的关系，均受到一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的影响与制约。同时，政党及政党制度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也有强大的反作用”⑦。而在《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一书中，作者则从社会政治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社会阶级结构、社会文化认同等方面探讨了影响中国政党制度的生态环境。张伯玉在《日本政党制度政治生态分析》一书中详细探讨了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构成问题。她认为，社会生态环境是指影响政党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生态环境、经济生态环境以及文化生态环境。其中，政治生态环境是影响较大的因素，主要包括国家政体形式、国家结构形式、选举制度、各种不同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五个方面；经济生态环境强调的是经济发展水平；而文化生态环境诸因素中强调的是政治文化。 上述关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系统构成的观点存在共同之处——基本上都认为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系统主要包括政治生态环境(政治子系统)、经济生态环境(经济子系统)以及文化生态环境(文化子系统)。这些观点抓住了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系统的主要构成部分，但又都囿于传统思想的影响而显得不完整。笔者认为，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系统除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子系统外，至少还应包括社会子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