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蕴芳 译 一、前言 本文不准备对德国政治学或国际政治学的理论发展作全面的论述。我的目的在于，对于已选定的发展路线需要指出政治学的变化及专门化的过程，它们是随着近几十年来西方工业社会的社会变化而出现的，现在与政治制度的一些基本的、广泛的问题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 但是，这并不表示传统的宏观理论的简单重复，而是反映了：必须认识到政治学不仅是一门单纯的技术学科，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但是，了解全球范围内新的政治和社会过程，如世界范围内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的相互交织，以及已结束了的东西方的军事对峙等，是十分重要的。这里不讨论“世界社会”（切姆皮尔[Czempiel]）的轮廓是否已经呈现出来了，重要的是，面对这些变化，也即地区范围内的变化，例如欧洲一体化的发展，需要从理论上加强分析和解释，并为创造新的理论作出努力。仅从这一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例子（当然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中就可明显地看出对政治理论的挑战。民族国家和政府间的、超国家的调控手段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欧洲国家的形成”〔1〕起着重要的作用， 并要求普遍地重新确定欧洲社会理论和国家理论的传统概念，如主权、民族或国家。这同样也适用于不同的（超国家级的、国家级的和次国家级的）活动家之间在形式化的即非正式的范围内富有生命力的相互依存。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围绕分散、联邦制以及相互支持的概念就政治措词与多级体系的政治实现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理论上的探讨〔2〕。 二、基本的理论概念 把传统的纯理论划分为规范的本体论理论、经验分析理论和辩证批判理论三个概念始终是概览德国政治学理论发展的恰当的基础〔3 〕。 规范的本体论理论是以被称之为实用哲学的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为起点的，它尤其是与一些著作者的名字如德·施特恩贝格尔（D.Sternberger）、弗·亨尼斯（W.Hennis）、埃·弗格林（E.Voegelin）、赫·迈尔（H.Maier）和尔·施特劳斯（L.Strauss）等联在一起的。认识论所关心的是确立公民的道德和灵巧的管理。与早期的传统“警察”学（即行政管理学）相联系，规范的本体论理论把主要的重点放在政府理论和政治思想史上。民主理论传统路线的某些复兴显然与新近关于市民社会概念的讨论有关。 这里，理论上的这种基本定向涉及到哲学的辩证批判传统，其重点是区分手段性的做法和互相交流性的做法，以及在无拘束交流的讨论模式中推进“现代主义计划”。 如果说这两种纯理理论包括了科学理论合法的组成部分，并已从本质上和历史上论证了它们的重要性，那么经验分析理论从一开始就限制了社会科学对目的一手段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的重大意义，限制了对技术能力的评价，以便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的理论同重要的政治决策——一种不亚于科学权限的范畴——区分开。认识论的首要目的是，通过经验研究的积累建立一种关于人的行为的广泛的法理学理论，运用试验和假设错误的方法建立理想型的理论。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撰写的《社会科学的逻辑》主要包括了一种以方法论为中心的方法，试图对一些理论问题只求得到暂时有效的解决。这种方法原则上不能消除知识与无知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只能使其“批判主义地”再经受一次批判〔4〕。 经验分析理论在国际社会科学中占有统治地位，而规范的本体论理论和辩证历史理论以前只占次要地位。但是70年代末经验分析理论被自己批判的理性主义的代表者在“反对方法上的束缚”〔5 〕的反叛中用范式变化理论取而代之。范式变化理论是一种在逻辑上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进行论证的少有的科学革命。范式的选择最终要由集体做出决定，这是因为：如果不是整个学术团体用一种新的范式加以改变或改造的话，那么在科学中用作证明、验证或伪造的东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会出现的。科学的历史将多元化地成为重大事件的历史，这些重大事件则是“经过规范选择并加以解释的”〔6〕。 认识论“作为对自身无矛盾的理论的更替”是不可再构建的。自身无矛盾的理论接近于一种理想型的理论，它不是逐渐接近真理，它是一个不断增大的互不相容的……选择的海洋〔7〕。 三、政策分析——网状课题的例子 随着“传统现代主义”〔8〕的终结， 第三种科学理论的基本地位继多次重建辩证批判理论和边缘的规范本体论理论之后，以其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和科学组织的基础的重要地位持久地引起震撼。结果是，“中等范围理论”又大大地引起科研工作理论论证的重视。 尤其是政策研究——从内容上来说，也就是研究政策的多种范围，重点是运用某些手段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近几年来发展势头极好。这种理论已经从政策形成和政策执行这一简单的模式不断发展成为一种有细微差异的理论，它批评规范理论在民主方面有欠缺，批评经验分析理论在控制理论方面存在不足。而这种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一方面涉及理论在本国范围内的复杂程度，例如它表现在政策网络分析方面： “网络分析的出发点是，活动家们在相对自主的基础上相互求得一致，但他们之间在权力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取决于财力——。网络分析反对来自上面的控制意志，它反映了结构模式的特点。当网络分析强调官方活动家与私人活动家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必要的合作时，网络分析始终对‘不受国家约束’记忆犹新。”〔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