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争取、执掌、参与或干预国家政权并对社会产生影响，是当今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的普遍现象。其实这种普遍现象就是所谓的政党政治，它俨然是现代政治的一种基本形态。当然，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及政党政治是在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谓的第一波民主化(1828-1926)①浪潮下的欧美国家中产生的，它们是欧美国家自由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由于顺应了欧美国家自由民主政治中统一“治权”与“主权”的需要，曾经被视同于“派系”而受到贬损的政党成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中介，因而才具有了公共属性，摆脱了“派系”的嫌疑，从而获得了现代性的意蕴。而政党政治正是凭借政党在聚合利益、表达利益、组织竞选和组织政府等方面的基本功能的发挥，通过政党间的竞争与合作，才使得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活得以运转和维系，从而使得“政党政治”成为“民主政治”的代名词。也正因为如此，20世纪被意大利学者彼得·迈尔(Peter Mair)标识为“政党民主的世纪”②。 正因为政党政治的上述民主功能，在20世纪上半期，政党政治在民主政治、政体稳定、政治整合和政治发展等方面的重要性成为了学术界在研究政党政治时的中心议题。然而，自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弥漫着一种对政党政治的悲观论，认为政党政治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明显，甚至还因政党衰落而出现危机。由此，学术界在政党政治危机的表现、成因及影响评价等方面做了不少的研究和探讨。本文试图对有关政党政治危机的既有研究进行梳理，并作出相应的评论，借此引出对政党政治共识危机这一研究议题的关注和重视。 一、政党政治危机的表现 一般而言，政党政治危机源于政党的危机以及政党的衰落。因此，完全可以借助“政党危机”或“政党衰落”来考察政党政治危机。依据所掌握的文献，并借助“政党危机”或“政党衰落”的视角，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既有研究已经关注到了政党政治危机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社会对政党的认同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政党被认为属于社会范畴，是社会的产物。正是因为政党以“群众型政党”这一组织形态存在，才能顺应自由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才获具现代意蕴。也正因为如此，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和斯泰因·罗坎(Stein Rokkan)才提出了政党制度的“固化”(freeze)假设。③换言之，在20世纪上半期，社会对政党的认同度还比较高。可是到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许多学者纷纷指出，社会对政党的认同度明显在下降，出现了社会对政党的认同危机。正如迈尔所指出的，在欧洲，奥地利的政党认同度已由1969年的75%降至1990年的59%，西德已由1972年的82%降至1987年的不足75%，爱尔兰已由1987年的72%降至1989年的40%，瑞典已由1960年的52%降至1988年的22%，英国已由1964年的22%降至1987年的7%。④同样，在美国，近些年无党派人士的队伍不断壮大，政党的认同度也在不断下降。⑤另外，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和理查德·冈瑟(Richard Gunther)也发现，在20世纪最后1/4的时间里，自由民主确实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只有采取民主形式的政府才能获得足够的合法性。但吊诡的是，在民主席卷世界的同时，对具体的民主制度、尤其是政党制度的不信任却在不断加剧。社会对政党的认同不仅在欧美老牌民主国家中不断衰弱，在新兴民主国家中也是如此。⑥可以说，社会对政党的认同在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社会对政党的认同危机是否意味着社会对所有的利益代表和表达渠道的认同危机?这是否是由政党之外的其他利益代表和表达渠道的竞争所导致的?是否意味着政党可以被抛弃?显然，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分析社会对政党产生认同危机的成因以及政党在发挥其功能方面的现状等。 二是政党的组织危机。社会对政党产生认同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党的组织危机。目前学术界主要从如下两个方面来考察政党的组织危机：(1)党员数量下降。一般而言，党员是政党组织的基本细胞，党员的数量关系到政党组织的生存。也正因为党员的存在，政党政治才被视为“会员制政治”。应该说，党员数量是考察政党组织的一个较为直观的视角。纵观现有文献可以发现，较长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在反复强调党员数量不断下降这一事实。无论是考察欧美老牌民主国家的数据，还是考察自1945年以来维系民主制度的18个亚太经合组织国家的经验数据，学者们都证实了政党的党员数量在下降。⑦荷兰学者英格里德·范·毕泽恩(Ingrid van Biezen)和德国学者托马斯·波古特克(Thomas Poguntk)也正是依据政党党员数量在下降这一点，才认为“会员制政治”正在衰落。⑧(2)政党组织的制度化程度低下。除党员数量这个视角外，还有一些学者在考察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政党组织时，专门采用了政党组织的制度化这一视角。目前，学术界一般从政党组织的自主性、适应性和内聚性等指标来考察和评判政党组织的制度化。依据这些指标，学者们发现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政党组织的制度化程度低下，政党组织显得比较脆弱，处于危机之中。⑨那么，政党党员数量的下降或制度化程度低下，是政党组织的危机，还是政党组织的转型现象?这其实是在认定和评判政党乃至政党政治危机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三是政党的意识形态危机。除社会对政党的认同危机、政党的组织危机外，还有许多学者阐述了政党的意识形态危机。一般而言，政党是19世纪欧洲社会阶级分化和对立的产物，因而它主要是作为阶级的组织形态出现的。而这种作为阶级组织形态的政党往往是依靠意识形态来制定纲领性政策，从而凝聚整个政党的。因此，在一段较长时期内，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较为突出，意识形态往往成为政党的显著标志，长期以来政党分类的方法依据的也是政党的意识形态倾向。然而，许多学者发现，自1960年代以来，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如下两种现象：(1)政党的意识形态淡化。政党在动员公众时，更多地将意识形态的理念转化为世俗化的政策，有意识地弱化其意识形态色彩。⑩在西欧的政党中，出现了党纲冗长化、内容庞杂化、目标模糊化等意识形态暧昧不明的情况。(11)(2)政党间意识形态的趋同化。各政党在选举竞争中，除淡化各自独特的意识形态外，还采取实用主义和兼收并蓄的方法来改造意识形态，从而出现了政党之间意识形态趋同化的现象。(12)而许多学者认为，政党意识形态的淡化和趋同化现象是政党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危机。实际上，与政党的组织危机一样，所谓的“意识形态危机”是真的危机，还只是一种转型现象，也是认定和评判政党乃至政党政治危机时需要回答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