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2；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06）03—0023—06 政治学家将“社会资本”引入政治分析是“政治文化”研究的延续，他们主要关心文化之于政治的意义，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都支持正相关的研究假说，社会资本是政治良好运转的基础和保障，反之，社会资本的缺失是政治失序的重要原因，而政治是否能够良好运转又反过来强化了上述论断。政治学关于社会资本的探讨集中于两类对象，即传统的民主国家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寻求政治转型的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是传统民主国家还是新兴的政治转型国家，在社会资本重建过程中，它们都面临着重大的政治选择，即以何种方式重建？如果以政治的手段来积累社会资本，那么作为社会资本结果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有可能葬送于这种良好愿望之中，对新兴的政治现代化国家而言，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的转变依赖于制度转型这个前提。 一、社会资本与政治的关联性 20世纪90年代，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在詹姆斯·S·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努力下，这一概念得到了系统的阐述，1992年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Putnam）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使民主运转起来》，继托克维尔之后再一次证明了“没有良好的公民传统就不可能有民主”这一铁律，从而使得“社会资本”这一分析性概念进入政治学家的视野，自帕特南之后，政治学家将“社会资本与民主”的研究主题进一步地往前推进，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面世。 按照科尔曼的定义，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不同，物质资本是有形的，人力资本存在于个人掌握的技能和知识中，而社会资本是无形的，它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并且社会资本区别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最主要的一点是社会资本具有公共性。[1](P354,356) 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在社会资本的所有表现形式中，信任系统是核心内容。在一个共同体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合作本身会带来信任。在小规模的共同体中，信任主要局限在所谓的熟人之间，然而，大型的和更为复杂的结构，需要更多非私人或间接的信任。 私人的信任如何转变成社会的普遍信任？帕特南指出，在现代复杂社会里，社会信任能够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两个方面产生。帕特南区分了两种互惠，一种是特殊的互惠，另一种是普遍的互惠。前者限定在特定的时间和交往对象，而后者则是在特定时间里是无报酬的和不均衡的，因此，它是一种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遵循这一规范的共同体，可以更有效地约束投机，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社会关系网络，在帕特南看来，主要有两类：横向为主的关系网络和垂直为主的关系网络。横向关系网络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而垂直关系网络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对共同体而言，横向关系网络越密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而垂直关系网络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因此，就解决集体行动困境而言，垂直网络要比横向网络的作用小。[2](P195,200—205) 学术界用社会资本的理论来探究社会繁荣和发展的非经济根源，其中，福山（Fukuyama）的《信任》则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之间关联性十分明晰，而社会资本和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则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引起政治学的广泛关注，他们主要以社会资本为解释性概念，着重研究传统民主国家和新兴的政治转型国家。对前者而言，社会资本的衰落如何蛀蚀民主的基础，对后者而言，社会资本的缺失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转型的成败。用福山的话来说，社会资本对社会的繁荣以及所谓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但是它的最重要的影响力不在经济生活中，而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3](P354) 根据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本文将社会资本和政治之间的关联性归纳为以下几点： 1.社会资本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政治的基础是合法性，而合法性则来自于社会对政治的同意与授权。在现代政治中，衡量合法性高低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是公民对政治的信任度，公民对政治的信任度高则说明合法性程度高，相反，合法性程度就低。民主制度能够由精英甚至由外国的征服所强加，但它们是否继续存在取决于它们是否在公众中生根，因为对民主来说，公众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因素。[4](P91) 对政治而言，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主要以两种形式体现出来：一是对制度的信任，二是对具体统治者的信任。相比较而言，公民对制度的信任能够更持久地维持一个政权，而公民对具体统治者的信任则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多数家族式的君主政权由于其信任根基是建立在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基础上的，所以，一旦现任统治者发生更迭，政权也因此陷入动荡的漩涡之中。政治不稳定与政治信任的供给对象有很大的关系。因此，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建议，政治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合法性从个人身上转移到政权（也就是制度）上来。[5](P40) 一个社会如果形成了公民对制度的牢固信任传统，那么对制度而言，这种公民文化能够维持政治的长期稳定，这是作为政治文化资源的社会资本对政治的重要意义所在。 2.好政府或善的制度能够产生信任。政治制度与信任的之间的关系就像是鸡生蛋、蛋生鸡，从任何一方来论证另一方都能够成立。当人们理解传统民主国家的经验时，他们更多地是从信任支撑政治制度的角度来说明问题，这就像托克维尔一样，当人们在观察当代国家政治转型时，则喜欢反过来看问题，认为政治制度的建立能够培养它所需要的政治信任。不管怎么讲，两者都成立，这是一个相互促进和互为因果的关系。在传统民主国家，学术界关心如何积累社会资本、恢复政治信任，而在新兴政治转型国家，由制度来培育社会资本显得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