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17)06-0014-07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挑战和殖民入侵，使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逐渐兴起。从此，中国封闭的局面被打破。面临西方的强势冲击，中国人作出了一系列的积极应对，从而引起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体上可以从启蒙和民族主义这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来探究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轨迹及其当代意义。在与帝国主义的较量过程中，近代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发生了认识上的升华，主要体现为反抗西方帝国主义入侵救国观念和一系列改良与革命的政治实践，形成了中华民族整体的自觉认同，强调以民族主义建构近现代国家，以完成现代化任务。这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变迁提供了强大而持久的动力，主导了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启蒙是另一个救亡主题，针对的是个人自由和社会权利，主要体现为以先进的文化理念引导个体的主体意识和人格独立，进而实现救亡。本文从分析启蒙与民族主义关系入手，讨论近代以来这两个时代主题在面临现代化时对国家建构的思路，进而推出：启蒙侧重立足个体，诉诸理性，强调个人独立与自由，从而有了个人主义的倾向。而民族主义则是对民族和国家整体性的强调，在诉诸理性的同时，更要诉诸情感的认同，从而有了国家主义的倾向。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贯穿和承续了二者对现代国家建设的方向和目标，统一和实现着二者的根本诉求。 一、启蒙 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的一个救亡主题，启蒙的目标在于唤醒社会个体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使之成为现代的新国民、新公民，进而维护民族的整体利益。启蒙促进了人们了解人的主体性、个人自由以及个性独立的重要性，构成了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力量。在中国封建传统社会，由于传统天下主义的民族观是以文化认同为标志，民众是以“臣民”或“子民”甚至“奴才”来向皇帝称谓自己的。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以启蒙的方式探索救国道路。林则徐、魏源等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富国强兵的“中国梦”，标志着中国人开始摆脱长期束缚自身的封建社会传统，逐步走出根深蒂固的华夏文化中心论。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人开始以实践的方式学习西方。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成为主流的启蒙共识。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认识到传统的那套启蒙方式不能拯救中国，于是维新变法运动兴起。梁启超认为几千年封建传统的积淀所形成的旧观念、旧伦理是造成国民缺乏起码的自治能力和公德意识的重要原因，于是提出“新民”之启蒙国民性的改造理论。这时维新派已经接受西方的平等、自由、民权等思想观念，并把其融到中国传统中，强调国民是现代民族国家必备的条件，典型的是要从封建专制传统的种种束缚下把臣民改造为国民，使臣民具有国民意识。梁启超的新民说以近代西方社会的公民内涵为依据，构建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一套国民想象，最终却没能在不具有国民土壤的实践中得到执行。但从近代的历史进程看，梁启超努力探索西方国家发展模式来进行国民性改造的理论奠定了20世纪初过渡时期的思想主体内容，对中国人起了重大的启蒙作用，构成了由臣民到公民的过渡。孙中山革命的兴起，有力地促进了从臣民意识到革命意识的转化。革命派的思想和行动充满了激情，破除了传统中国人的奴性心理，提升了革命意识，促进了大众的觉醒，国民意识逐渐深入人心。总体上来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近代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推翻了专制统治，铲除了封建体制下臣民所依附的制度载体。革命在促进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和社会结构的整体转换中的作用是突出的，它所确立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方案培育了国民观念。以革命派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使中国初步走上现代民族国家的行列，同时也标志着中国人身份的现代性转化。 民国建立之后的中国依然贫穷落后，似一盘散沙。这些现实深深影响到了陈独秀等人。他认为中国落后的深层原因是旧的思想文化，于是开始着眼于青年，创办《新青年》杂志，试图进行思想文化的革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启蒙运动。“新青年”是这次启蒙运动的主体，也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开展的方向。新文化运动提倡用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为代表的新文化，批判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新青年”就是通过“救人”的启蒙方式，在思想文化上来塑造具有个体意识的“新青年”。他把希望寄托在新青年这一代上，因为青年代表希望，是社会中坚，具有可塑性，即：“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①他们认为唤醒个体的自立意识才是国家独立和强大的根本，这是继承了20世纪初梁启超为代表的国民性改造的思路，从培育“新民”的爱国意识到“新青年”的个人自立意识，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对“人”的认识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在经历了复杂的内忧外患形势下得出的结论，也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下的必然逻辑。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高举从西方引进来的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两大旗帜，这两大旗帜构成了“救人”的两个维度。他们希望倡导个人自由，个人独立，以此作为救国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第一次发现了人，启蒙了人。在《新青年》的引导下，许多青年和青年学生开始勇敢地冲破传统思想，追求个人自由。随后，一些青年对传统家庭婚姻的反抗、各种团体的成立以及掀起青年学生发动的反帝爱国运动等都体现了这个时期青年人的觉醒。新文化启蒙运动发出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的呼声，唤醒了人的主体性，青年们开始觉悟起来了，这对国民来说确实是一场大规模的启蒙。五四一代对民主、自由等内涵的理解与戊戌维新派相比，要广阔得多。五四前，包括革命派中多数人所理解的民主主要指政治意义上的即多数人参与的国家组织形式，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把民主提升为一种价值，不仅深入政治，还扩及到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最重要的是还扩展到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高度，渗透在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之中。启蒙“人”的自由权利，强调人格独立等各个层面，涵盖了一切同封建传统主义相对立的进步思想。 但是，在当时社会结构遭到破坏，缺乏物质基础保障以及人们的价值观还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新文化启蒙运动面临着现代化与民族性之间的矛盾。此时，启蒙运动发生了变化，启蒙群体也开始分化。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启蒙逐渐演变为革命的启蒙。到了20世纪30年代，新文化的启蒙最终演变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以民主和科学等为主要内容的启蒙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而发展。而日本侵华导致的中国国家和民族危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担忧，为了统一思想，振奋民族精神，中共中央发动了一场新启蒙运动，旨在唤醒全体民众的民族意识，组织全民族力量抵抗侵略。这是继五四以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为配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发起的一场运动，它吸引了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界人士参加”②，有力地推动了抗战形势的发展。新启蒙运动是与民族救亡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在国难危机的严峻形势下，通过对民众进行文化上的启蒙，以挽救国家的命运。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后，新启蒙运动的提倡者很快投入到抗战中，为了激发全国各地各民族积极参加到抗日战争的热情而奔走，启蒙群体分散于各地，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继续思想文化上启蒙在认识水平和理论思考上的进一步提高。到1940年，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方针，张申府等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新启蒙运动也随之被替代，最终淹没在新的历史中。在国难深重的抗战时期，新启蒙运动中断了，虽然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和结果，但也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