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的未来对世界经济有着明显的启示，其走向取决于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而绝不仅限于经济方面。目前，欧洲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一系列不良倾向彼此叠加，互相放大。除经济增速放缓、高失业率与经济创新不足导致欧洲全球竞争力下降等传统问题外，移民危机、不断升级的恐怖主义威胁、英国脱欧的事实以及希腊脱欧的风险也让欧洲问题雪上加霜。希腊脱欧尽管未到不可避免的地步，但仍有可能发生。假如英国脱欧与希腊脱欧两者叠加，其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打击将是致命的。要解决希腊这一顽疾，欧盟(特别是德国)需要彻底改变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一方面，希腊需要进行具体的结构性改革以及财政调整，但另一方面，希腊的公共债务有必要有条件地减半。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通过系统性变化和国家间政策协调，来确保某些国家不会通过其它国家的赤字和债务融资实现盈余。 1.全球经济的四百分之一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度，它为人类文明史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包括逻辑与民主的概念。当前，希腊正上演着一部充满争议的戏剧，人们难以理解其中心思想。希腊是一个小国家，人口不足1100万，其中三分之一居住在首都雅典。这一数字与伦敦的人口相当，是相邻伊斯坦布尔的四分之三。但是假如希腊的人口增加，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无休止的难民潮以及亚洲、中东以及北非移民的到来。年复一年，希腊本土人口数量未见增长——该国人口增长率为零左右。希腊每年的新生儿数量很少，而人口则逐渐老龄化。希腊人的平均年龄超过80岁(女性约为83岁，男性约为78岁)。希腊人长寿主要归功于地中海气候而非经济发展。希腊人口年龄的中位数约为44岁，居欧洲和全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前列。希腊人的退休年龄为61.9岁(法国为59.7岁)。养老体系需要支撑的养老金领取者数量正在逐年增加，但可用资金正在减少。 这就造成40％的养老金领取者获得的福利低于最低贫困水平。生活在自己祖国的骄傲的希腊人其实只占“地球城”近73亿人口的0.15％，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希腊侨民数量就更微不足道了。我说的是“地球城”，因为若干年下来，大多数人已经在城市居住，地球不再是一座“村庄”了。希腊的情况也一样，这里城市人口的数量占总人口的78％之多。 希腊是一个小经济体。2010-2015年间，希腊的生产总值大幅下滑，降幅约为25％，而同期的波兰却增加约11％。2015年，希腊成为第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被波兰超越的西方国家。希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5600美元，波兰已达到26400美元。这对波兰而言并不是大喜事，但对希腊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当前，希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球生产总值的0.25％，不到欧盟生产总值的1.5％。而希腊自1981年以来一直是欧盟成员国。 希腊的戏剧仍在上演，詹姆斯·K.加尔布雷思作为一名作家兼顾问参与到其中。他的新书必定会引发一场热烈的辩论(加尔布雷思，2016b)。 詹姆斯·加尔布雷思名字中的大写字母K代表肯尼斯(Kenneth)，这是从他父亲、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1908-2006)那里得来的。詹姆斯的父亲是鸿篇巨著《富裕社会》(加尔布雷思，约翰·K，1958年)的作者。詹姆斯并没有生活在父亲的影子下。他与主流思想保持一定距离，并认为自己是一位经济异见者，有时甚至讽刺自己是一名反叛者。但他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他所出版的书籍使他闻名于世①。 在之前出版的一本标题为《正常的终结》(The End of Normal，加尔布雷思，2014年)的书籍中，加尔布雷思摒弃了无用的正统经济思想，并对全球经济危机进行了解释。他在书中介绍说：我们近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甚至是最近二十年)一直在处理的事情，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场意外或另一次动荡，而是一场以英美版本的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加尔布雷思的观点引出一个结论，即：“过去的好日子”将一去不复返。或者也可以说，对于运作“正常”的资本主义世界而言，那已经成为教科书里面不切实际的愿望。 在过去的25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特别是将来，那些过去有用的东西将变得毫无价值。历史的进程不可能停留，更毋庸说扭转了。 《正常的终结》包含了内容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对这些资料的权威解读。作者曾担任希腊财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②(Yanis Varoufakis)的政府顾问并参与了希腊事件。他们二人曾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公共关系学院展开合作。因此他的信息都是第一手的。我之所以说权威，是因为作者不仅提供了大量经过验证的事实、数据，引用了大量原始文档，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正确的理论解释。与此同时，作者提出了严厉、甚至是极端的政治评价，并以此为自己的论点提供理据，即：通过外部对希腊实施的一系列措施曾经并且现在仍在造成不利的影响，这不仅归咎于政策制定者的无知，还有他们统治该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欲望，这种欲望接近于彻头彻尾的新殖民主义。加尔布雷思说： 这种经济政策与道德有悖，使人厌恶。它的设计不是为了取得经济方面的成功。它正在失灵，因为这是设计者的初衷。欧洲的领导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制定政策并不是为了恢复经济增长和繁荣。年复一年，这一政策最明显的后果是导致衰退和毁灭，这一定是政策制定者希望达到的效果，(……)如果还有别的可能，我只能说这些领导人的无能实在是超乎正常人想象。(加尔布雷思，2016b，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