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2)05-0116-08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1](P13)党的历代领导都对文艺人民性的问题有过重要论述，尤其是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时代的角度，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都贯穿着文艺人民性这样一条主线。根据“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2](P15)，通过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艺工作的历次重要讲话，我们发现，系列讲话从不同方面对文艺人民性的认识作了新的拓展。探讨新时代文艺“人民性”之内涵，理论上有助于深化认识文艺“二为”方向，实践上有助于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方针，对推进新时代文艺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自诞生之日起，文艺的“人民性”认识就构成其理论基石之一。这是由“人民”范畴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所决定的，它从根本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思想内涵和价值导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初衷与动力就是“为人类求解放”，是“人民的理论”。[3](P8)不可否认，“人民”的内涵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变化，这也从根本上影响着文艺的“人民性”认识。因此，要把握不同时期文艺的“人民性”就需要从认识不同时期的“人民观”入手。尽管如有的学者所言，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中，“人民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内涵较为模糊、外延不断扩展变化的概念”[4]。但有三点是确定无疑的：一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无产阶级作为那个时代“人民”最主要的、最基本的构成。在某种意义上，“人民，或者(如果用个更确切的概念来代替这个过于一般的含混的概念)无产阶级”[5](P210)，这两个词语之间具有一定的等值性。二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创造与推动历史的实践主体是“人民”。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了历史，“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6](P104)。三是“人民”是一定的阶级、阶层的联合体。在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时，马克思不但指出，如果不与农民阶级联合，无产阶级“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7](P769)，而且预见，“社会民主主义的红色共和国是农民的同盟者的专政”[7](P526)。历史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见变成了现实，俄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最终证实了这一见解的正确性。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这样的“人民观”，是因为它始终将社会生产中的价值创造者和先进生产关系的推动者作为历史主体。 遵循同样的理论逻辑，结合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形成和发展着自己的“人民观”。毛泽东同志根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与时代特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人民的构成与范畴作了不同划分的特别说明：“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8](P205)毛泽东对人民范畴的不同划分依照的一个重要认识原则是，从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出发来划定“人民”的范围。遵循这一原则，邓小平同志在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观”。这一“人民观”的最为重要的创新性认识在于，进一步明确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9](P275)。这不仅是因为他认识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形式，更是因为他清楚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脑力劳动者的队伍将不断扩大的社会发展趋势。因此，赵炎秋认为：“邓小平思想中的人民实际上就是全民。”这一崭新的认识意味着：“它不但改变了工人的构成，而且调整了人民的内部结构。”[10] 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仔细分析其阐述的新时代“人民观”，我们认为，其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内涵作了新的拓展。首先，它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我们说它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是因为它包孕在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明确认识之中。站在新时代的视角，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P11)客观地说，进入新时代以后，“人民”从其成员构成上来看，几乎可以说没有出现什么变化，也就是说同样是全民。但是正如关于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所揭示的，一是“人民”内部仍存在局部差异，二是“人民”内在的需求重心出现了转移。随着新时代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需求不断从物质需求的满足向社会需求和心理需求层面迁移。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内含的需求重心转移表明，我们对“人民”的认识已经从原来的主要依据经济、阶级成分和劳动分工的区别等外在条件来区分成员结构，深化到了从需求层次等内在因素来具体把握其心理结构和精神境界。心理需求的满足和精神境界的提升，除了要求物质生产更高水平的发展之外，对于社会治理水平和精神生产水平也提出了更高层面的要求。文艺生产作为精神生产，当然也应该从更高层面上来要求。 其次，它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西周时期，我国就已经形成了“天命靡常”“敬德保民”的观念，春秋时期，儒学在自身的发展中也提出了一系列民本主义的思想命题。到了孟子，其主张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是成为我国民本思想的纲领性表达。后来荀子也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以舟与水的关系比喻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这些主张虽然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但客观上有利于保护民众利益，具备可以进行现代性转化的价值内涵。有鉴于此，结合中国革命经验和新时代的社会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2](P11)这一论断突破了传统“民本”思想中对民众的地位与作用的条件性认识，明确揭示了“人民”与“江山”(也就是与国家、政权)的同一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史观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融合后产生的认识飞跃，也因此将“人民”的政治意义提到了新高度，进一步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遵循。进而视之，通过从“为人民服务”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政治理念演进，“党”“国家”和“人民”的同一性得以完整建构，而“守人民的心”的论断也提醒我们必须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三位一体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