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批评的阐释方法

作 者:
雷鸣 

作者简介:
雷鸣,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安 710127

原文出处:
中国文学批评

内容提要: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除了探讨文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外,还须揭示文学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探寻,但目前多数文学研究者对生态批评方法的运用,仅止于探讨文学如何书写“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人的价值危机、精神生态危机,更深层面的是“现代性”文化、制度的危机。故以生态批评作为阐释方法时,除分析文学对“人与自然”关系书写的同时,还应探析其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话语。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呈现以下价值取向:批判欲望,拷问、质疑人的主体性;对以工业文明与科技崇拜为标志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反思;自然返魅、呼唤自然神性;对新型生态人的形塑,这些都显明地呈示着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姿态,也是对生态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的揭示。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1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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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的内涵,本文认可王诺的说法,并以此作为本文阐释的逻辑起点。王诺认为:“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①不难看出,生态批评不但要探析文本如何书写“人与自然”的关系,还须揭示文本是如何触摸生态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

       但目前研究者对文学的生态批评阐释,通常路径只是探究文本如何书写“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挖掘文本所体现的生态思想。这样的阐释路径没错,也很有意义。然而,当以生态批评方法阐释文本时,仅拘囿于探掘文本如何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难免皮相与残缺,也会掩盖作家对生态危机发生深层原因的思考。

       生态危机的内在根源不完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而在于人的价值危机、精神生态危机,更深层面的是“现代性”文化、制度的危机。如安东尼·吉登斯说:“粗略一看,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生态危险似乎与前现代时期所遭遇的自然灾害相类似。然而,一比较差异就非常明显了。生态威胁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结果,是通过工业主义对物质世界的影响得以构筑起来的。它们就是我所说的由于现代性到来而引入的一种新的风险景象(risk profile)”。②

       以这次猝不及防的新冠疫情为例,虽然病毒来自何处,目前还没有定论,但也进一步引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为何总有人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从表层上看,这是“人与自然”关系严重不和的表现。深究之,“人与自然”之所以失和,其实是我们现代人的价值信仰、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合力引致的,如欲望、利益驱动、炫耀性消费、盲目崇拜科学与理性,对自然失去敬畏之心,而这些恰是现代性表征的多重维度。

       基于此,生态批评的阐释方法,除分析文学中的“人与自然”关系书写的维度之外,还应从文本所包含的现代性批判与反思维度切入,探究文本对生态危机发生深层原因的思考。本文试以21世纪近20年中国的小说为例,对生态批评的方法作一次文本批评实践,以求教于方家。

       一、批判以欲望为表征的人类主体性

       显见的事实是,严重的生态危机之所以发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缘于现代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的残酷现实。如弗罗姆指出:占有欲“使我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宝藏是有限的,终有一天会消耗殆尽的”。③

       新世纪不少小说揭示着人性欲望的无休止膨胀。在京夫的《鹿鸣》中,人们为了口腹之欲,防风固沙的发菜被一掘而光;为了换取更多金钱,一夜暴富,偷猎藏羚羊成为首选的发财捷径。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中的王勇刚,为攫取财富,组织人大规模地在可可西里开采金矿、偷猎藏羚羊。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的团政委转业时带走了整车的香柏家具和五斤麝香,而这五斤麝香要射杀百只香獐。还有他的《豹子最后的舞蹈》,以豹子为叙述视角,展示了人的贪欲导致动物家族的灭绝。伐木队伍在山上用套子和枪口搜寻着山上的熊、野猪、豪猪等。朗确的《最后的鹿园》中,因为钱的诱惑,弄嘎寨的男人几乎不再碰锄头,不再下田劳动,而是白天带着猎狗往树林里钻,疯狂猎杀碰到的各类动物。叶楠的《背弃山野》中,“他”为了换钱,给自己的女人买首饰、衣物,不惜破坏与山里猴群的亲善友情,设陷阱捕猴。孙正连的《洪荒》也呈现了人的贪婪导致大量狼被捕杀的惨境,小说中的张三得知小狼崽能卖到两万元,在利益驱动下,从狼窝里偷狼崽子卖钱。赵剑平的《獭祭》因为獭的皮能卖钱、肝能治病,浑身是宝,人的贪欲便成了轮番砍向獭的屠刀。

       不难发现,在这些作品中,现代人的欲望几乎就是一个晦暗不明、深不见底的潘多拉魔盒,释放出来的恶魔,狰狞残酷地吞噬着自然,生态破坏的直接黑手就是魔鬼般的欲望。梭罗曾对这种欲望膨胀的人有过生动描绘:“他习惯于残忍地攫取东西,手指已经像弯曲的鹰爪……他只想到了金钱的价值;他的存在就诅咒了全部湖岸,他竭尽了湖边的土地,大约还要竭泽而渔呢……他甚至为了湖底的污泥可以卖钱,宁愿淘干湖水……他的田园处处标明了价格,他可以把风景,甚至可以把上帝都拿到市场上去拍卖,如果这些可以给予他一些利益;他到市场上去就是为了他那个上帝。”④的确,无止境的欲望掣动人们把自然一步一步地推向毁灭的深渊。

       人类缘何有着无止境的欲望追求?这其实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人成为主体,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之核心命题,可以说,人的主体性就是现代性的灵魂。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首先开启了“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转向,通过康德实现了主体的“人为自然立法”“人为道德立法”,经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到“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最终实现主体主义的自我完成,主体性精神大获全胜,发展到巅峰。人成为世界的唯一主体,成了新的上帝,世界是为人的存在,正如普罗泰戈拉所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⑤在人的主体性话语体系中,人性高于神性,人的一切需要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生理要求和情感需求都是合理的,是应该得到尊重与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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