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1；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5X(2022)03-0091-09 DOI：10.15896/j.xjtuskxb.202203010 一、问题的提出 追求幸福美好生活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将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提升人民的幸福感成为当前我国直面的重大民生福祉议题。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化手段，对个体社会规范的内化与幸福感的形塑具有积极作用[1]23-24，可以提升个体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具有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双重回报。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从物质领域向非物质领域不断扩张，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场价值和人们的教育选择也发生了明显变化[2]。因此，透过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变迁来审视教育水平、教育回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不仅对认识和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而且对探索人们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途径具有一定的启示。 教育与幸福感的关系一直以来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从静态和动态视角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横截面数据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水平与幸福感总体上正向相关，教育对幸福感的影响包括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3]。此外，也有研究考察了高等教育扩招前后教育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变化，这一历时性效应尚存在“减弱论”和“增强论”两种争论[4-5]。随着中国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居民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稳步提高，教育的社会功能以及美好生活取向发生了从物质领域向非物质领域的升级与扩张。然而，教育投资在物质回报领域的不断降低容易形成“读书无用”的假象，由此忽略了教育回报向非物质领域升级的事实。在此背景下分析教育与幸福感的动态关系尤为重要。以往的纵贯研究多聚焦于教育的物质回报对幸福感的影响，尤其是高等教育扩招单一背景下二者的历时性效应，忽略了更广阔的宏观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教育影响幸福感机制的内部分化特征。 事实上，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互嵌入。根据李路路等[6]的研究，改革进程可以分为改革初期(1978-1992年)、改革中期(1993-2001年)和改革深化期(2002年至今)三个阶段。随着改革进程的阶段性推进，资源分配的权力关系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我国社会进入改革深化期以来，市场机制在资源获取和机会分配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同时经济发展经历了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这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新常态”发展阶段的到来对教育与幸福感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改革深化期以来，市场机制发展的双重后果是分析教育与幸福感关系的逻辑起点：一方面，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自致性因素①在劳动力市场与社会分层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教育水平的提升可以大幅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高等教育扩招、产业转型、经济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诱发了教育结构的变迁，进而可能导致教育回报的下降。其次，幸福观的变迁本身就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由物质领域向非物质领域的升级也会投射在教育的社会功能上，使教育对幸福感的影响由物质领域向非物质领域扩张。教育回报的性质是理解教育与幸福感关系变迁的重要视角。最后，由于教育固有的社会分层功能，教育回报对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教育水平群体间可能存在差异。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聚焦教育水平与幸福感关系的动态变迁过程，探讨中国进入改革深化期以来教育的物质回报与非物质回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变迁。具体探讨以下三个问题：(1)教育对幸福感的整体影响在进入改革深化期以来有何变化？(2)教育对幸福感的具体作用机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3)教育回报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是否因教育水平的不同而呈现明显差异？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教育影响幸福感的作用变迁 幸福感是个体对实际生活和理想生活状态进行比较而产生的肯定态度和积极感受，具有主观性、积极性和综合性特征[7]。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因素可以归纳为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微观因素包括个体的身心健康水平、人际交往水平、自我满足程度、社会信心、家庭关系氛围等，这些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受到社会治安、教育环境、医疗水平和住房条件等宏观社会环境因素的调节[8]。教育对幸福感的作用机理可以从人力资本理论来理解，随着个体对教育投资的增加，其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增多，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得以提升，更容易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和成就感，从而拥有更高的幸福感[9]。因此，个体教育水平与幸福感总体上正向相关。考虑到教育对幸福感的作用受到宏观社会环境因素的调节，有必要将时间维度(社会变迁)纳入教育与幸福感的研究中。具体而言，中国社会经过40多年的渐进式改革，尤其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市场更加开放、高等教育扩招等，在2000年前后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起飞”和居民生活水平的跃升，与此相伴相生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与幸福体验的共变。改革深化期的到来使得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本产生的各种效应同时显现，突出表现为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价值变化与提升幸福感的社会功能变化。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改革深化期的到来如何改变教育对幸福感的作用，但依循一些理论可以推论二者关系的历时性效应。 首先，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对幸福感的分析逻辑，可以从人力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价值变化来考察教育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市场转型论和文凭贬值论这两个被广泛讨论的观点对社会转型时期人力资本价值变化的论断完全不同。市场转型论的形成源于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的理论探索，其关注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国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期不同群体利益的得失[10]。尽管学术讨论中对市场转型论还存在诸多争论，但对人力资本在市场经济转型中价值变化的认知基本一致。市场机会假说认为，市场交换对政府再分配过程的替代，意味着政治资本价值的下降和市场资本价值的上升。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教育等人力资本的回报将增加[11]。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市场转型论的判断。1990年以后，中国的人力资本和教育回报率明显上升，且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表现更为突出[12]。由此可以推论，随着中国社会改革进程的深化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的上升强化了教育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