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82/j.cnki.1000-5560.2022.06.009 教育不平等的现实和对平等的不懈追求，是同一问题的正反两面，此消彼长，伴随着教育的发展走势越来越细微、幽深。当前，教育在受教育权利、财政投入等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平等的状态，同时也面临着阶层差距、资源配置等方面不平等的挑战，这成为政策制定的关注方向。实际上，今天的教育平等成果往往来自历史中不平等事实的发展转变和认识中对其的反思，蕴含着不平等的基因。目前学界讨论和研究更多的是教育平等的理想样态及达成路径，但对于教育不平等事实本身的分析却不够充分，更不用说追寻不平等是从哪里来、与今天平等中诸多要素之间的联系如何，等等。因此，探讨教育不平等的发生机制与转换逻辑，对于明晰当前的教育平等走势和未来教育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发生学在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恰切的研究框架。发生学理论认为，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其逻辑起点，并从最初级认识开始，追踪这种认识向以后各个水平发展。研究通过历史流变更迭的实践发生、以资源转换与累积为理论基础的认识发生、起点到结果为轴线推进的政策发生，试图为当前问题的厘清提供一个解释逻辑和策略依循。 一、实践发生视角：制度化过程中的不平等形态迁移 对于教育不平等根源的考察和探究，“从其内在发生机理入手，回到历史的客观现实，实事求是地按事物发展的逻辑理路研究，就是内在历史发生学”(王华英，2008)。用历史发生学来考察教育不平等的发生发展，梳理由众多散在的焦点、矛盾和致发因素催生的逻辑体系，其中有一条线索始终非常鲜明地存在，并且一直推动着旧框架的解散和新秩序的形成，推动矛盾不断建构和重组的过程。这条线索可被概括为强调教育的秩序——教育的制度化——制度的体系化过程。因此，我们可以线索的推进为逻辑假设，对教育不平等的实践发展形态进行以历史发生先后次序为主线的追溯和推演。 我们今天的教育，是高度制度化的教育。所谓制度化，目的在于使活动标准化、规范化。从有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产生之日起，制度化教育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步步走向成熟。学校的出现，使制度化教育逐渐萌芽；班级授课制教学方式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制度效率；义务教育的实行、教育系统的形成、教育事业的普及，使教育制度化进程加快；教育系统内标准化管理、规范化教学的操作，使制度化教育最终走向成熟。制度化的成熟意味着，教育越来越成为一个严格的、带有自身规则和检测系统的封闭体系。这个体系会通过一定的标准并经过一定的程序设定，挑选一部分人进入，客观上将另一部分人排斥在体系之外，或进入其他体系。在此意义上，制度化教育形成和发展本身天然地同教育平等相抵触，同时也孕育了不平等的基因。 (一)从少数人的制度到不平等的合理化 教育不平等的发生发展和形式上的变化，历经长期和复杂的历史变迁。原始社会，基于劳动和传授生活经验的需要，以创造和使用工具技能为主的原始教育形态产生。所有人无一例外都要在共同劳动中接受教育——经验的传递。这时的教育处于天然的、自发的、无序的状态，还没有“制度性”可言。随着人们的需求渐趋增多和社会生活日益复杂，社会分工的细化带来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剩余产品、私有制、阶级、特权相继产生，不同等级的社会成员处于不同的资源占有状态、进入不同的社会领域，教育也从最初自发、无序的原始综合状态中分化出来——脑力和体力劳动相分离，教育和生产劳动相割裂。而随着文字符号的出现、特权阶级经验传递的需要，教育便具有了专门化和制度性最初的特征，表现为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的产生。学校的出现在使教育走向专门化、正规化的同时，也使教育的等级性更加鲜明和牢固，并且制度内部形成层次上的细分。 在等级性鲜明的社会阶段，教育被看作国家权力的象征。教育变成特权等级维持和提高自己权力、地位和进一步获得资源的手段。并且，教育资源的分配也是以家族地位为依据，子女得到教育的多少取决于父亲的权力和地位。教育的不平等性被认为是对教育的“秩序性”设定，它是维护社会等级和社会秩序再生产的需要，是否受教育、受什么样的教育，完全取决于社会出身和地位。 在等级性社会形态中，教育的不平等性非常鲜明地存在，并且随着制度化的出现和发展，这种不平等愈益加深，因为它本身就是等级的彰显和传递者。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在整个社会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上，教育不平等的形式却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在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脚步，提高了生产效率，因为“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马克思、恩格斯，2012，第220页)。如果没有最初的脑体分工，没有其中一部分人对文化知识的专门占有，就不可能产生文化、科学的繁荣和生产的大发展。因此，在等级社会中，制度性质的教育所维护的等级为其提供了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性源于高的等级维护自身利益的主观需求，但在客观上也源于社会发展对效率的要求，并且其最终促进了效率的提高。而资本主义时期的教育发展正是得益于该“秩序”的存在。 文艺复兴时期，一切领域都贯穿着以人性解放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世界观。对人的发展和教育作用的极大重视及工业生产的客观需要，使教育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教育对象的扩大、教育内容的扩充，促进了更多新形式学校的产生。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教育目标和针对人群，学校分化为更多种类型。学校数量的迅猛增长和类型层次的多样化，为国民教育体系形成后的双轨制、多轨制提供了存在基础。因此，从教育的需求，到学校的产生，再到学校规模化、层次化的历史发生中，可以说是先有了不平等，后有了制度化，而制度化在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又加重了不平等的承接和阶段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