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08）03-0010-11 一种外来理论或流派对本土的影响，通常体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在学术领域，其基本表现形式为学者对国外理论文献的移译、引介和评论；二是政策和实践领域，即在学者的推动下，其理论资源逐渐为教育管理部门、实践领域的教育者所关注，并成为行动者践行的理念、甚至方法和规范。因此，这两个层面，其实也代表了两个相衔接的连续发展阶段，前者可谓是发展的初级阶段，后者则是发展的高级阶段。从以往有关西方理论在中国由引入、到消化、吸收和融入的过程经验来看，一种理论或流派如果要从初级阶段上升到高级阶段，通常需要几个必备的条件：一是该理论对中国的现实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绝不仅仅是满足学术界中人们“猎奇”的需要；二是它能够在实践领域唤起普通人的共鸣，即有其传播并弥散开来的现实语境；三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会与主导意识形态相抵牾。如果这三者都具备，理论就会获得一种难得的机缘，由理念层面而进入政策和实践领域，在学者、实践者乃至官员的共同推动下，逐渐蔓延开来并扩大其影响范围以至于可能成为显学。当然，此时所谓的“显学”，在严格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外来理论的“原生态”，而是更多地带有本土融合特征，即在原生态的基础上又有选择性地与本土传统结合乃至有所创新。如果以上述过程描述来审视批判教育研究在中国的影响，它又处于什么层次或者发展阶段？它在中国这个正在发生巨变的国度，又正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境遇和被接纳甚至被融合的可能性？考虑到批判教育研究是作为一种西方“左”的教育思潮面目出现的，因此，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将更关注它与中国“左”的激进历史和传统间的联系，以及当前中国社会对“左”的反思占据主流的语境下，它在被移植、接纳乃至融合过程中所存在的困惑和问题。 一、批判教育研究在中国的缘起 需要提及的是，本文在此所谓的批判教育研究主要是指流行于英语国家的批判教育思潮。作为一个激进的学术流派，虽然批判教育研究与中国——一个曾长期奉行马克思主义信条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在学术思想和理论上有着更为亲近的关系，但是，正如批判教育研究的重要学术传统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情形一样，直至20世纪80年代，一直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意识形态而不为人知晓。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正式启动了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破冰之旅。此后，随着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对外渐次开放，各种西方文化思潮、学说和学术思想也在不经然之中再次流入中国。一时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种西方译著大量涌现。与此相呼应，在教育领域，原出版于1964年的《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张焕庭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在1979年被权威出版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修订发行，该书内容涵盖夸美纽斯、洛克、卢梭、爱尔修斯、裴斯泰洛齐、欧文、赫尔巴特、福禄培尔、第斯多惠、别林斯基、斯宾塞和乌申斯基等西欧以及俄罗斯教育家的思想，最为意味深长的是，该书在出版说明的第一条中特别强调“为了满足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教学急需”而再版此书，一个“急需”点出了在经过10多年与西方学术界彻底隔绝后，中国学术界急于了解西方的“焦渴”。然而，即使处于这种焦渴状态，人们依旧保持了一份特殊的政治敏感和谨慎。 在次年，该社出版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与杭州大学教育系编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本书系统辑录了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主要教育思想流派代表人物的作品。包括以杜威、克伯屈和布拉梅尔德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蒙台梭利、罗素和怀特海等主张的新教育，巴格莱、科南特和贝斯特等的要素主义，赫钦斯、赫艾德勒等的永恒主义，以及新托马斯主义、存在主义、新行为主义、结构主义和分析哲学等等流派。这两本著作选可谓是开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教育界再次放眼西方世界之先河，由此开始，西方特别是英美等英语国家的各种教育理论和流派以译著或专著的方式，被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尽管在此期间，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和出版界曾经一度因为政治风波，西方译著和学说因为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嫌疑而频遭质疑，但是，总体上，西方学说的引进没有停顿下来，相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西方各种流派和学说的翻译和研究又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更意味深长的是，在此期间，早期基于政治的敏感而特意凸显出来的“资产阶级”字眼，也渐渐地被人们所淡化了。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除了少数传统学科，中国大学内部大多人文社会科学逐渐为西方话语所主宰。 英美学术界的批判教育研究文献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如果追溯到源头，最早片断介绍批判教育研究的文献是1989年出版的《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张人杰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该文选选录了鲍尔斯与金蒂斯的《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与教育》一文，同时也收录了伊里奇以及与批判教育学有密切联系的英国新教育社会学学者伯恩斯坦和迈克尔·杨等的文章。随后，1990年，鲍尔斯和金蒂斯的代表作《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在上海出版。但是，出版之后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响。最能反映批判教育研究在中国当时境遇的文献，应该是1987年由中国著名教育学者瞿葆奎开始编纂，并于90年代初出版发行的《教育学文集》系列（瞿葆奎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该文集被视为当时中外教育研究文献的集大成者，荟萃了自二战以来众多中外教育学者的重要著述，但是，其中无一篇涉及批判教育研究。这足以说明，批判教育研究即使在90年代初也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当然，这种境遇还与更深层的社会背景因素相关，后文叙述。 批判教育研究逐渐为中国学者所关注应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2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刊登了阿普尔（Michael W.Apple）《国家权力和法定知识的政治学》一文，随后，一些学者在有关比较教育研究方面的期刊上，对英美批判教育学做了或片断性或较概括性的介绍，由此，阿普尔、费莱雷（Paul Freire）与吉鲁（Henry Giroux）等北美批判教育学代表人物的作品逐渐为教育界所了解。以下我们仅列出有关英美批判教育研究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著作（不包括尚在翻译中的即出之作），发表于有代表性刊物上的部分较为系统的研究文献和学位论文，或许它会有助于我们辨识其学术发展脉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