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道尊严的角度看新型师生关系的建构

作 者:

作者简介:
施克灿,彭彬,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当代教师教育

内容提要:

“师道尊严”作为传统的师生关系理念,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变化,其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师道尊严”的历史探源,纵观“师道尊严”的发展变迁,提出在当今社会重塑“师道尊严”的必要性及其途径,试图为建构民主、平等、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提供一些经验与借鉴。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8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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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087(2008)02-0048-04

      师生关系是教师与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它是教育过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如何看待传统的“师道尊严”理念,如何构建现代新型的师生关系,一直是教育界讨论的热点话题。笔者认为,时至今日,“师道尊严”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一个儒家文化情结,牢固地扎根在国人心中。因此,不能简单地对其定义,更不能割裂其历史沿革。而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入到传统文化的内部,通过对“师道尊严”的历史探源,纵观其发展变迁,把握好“师道尊严”的核心内涵,从而更好地促进新型师生关系的建构。

      一、“师道尊严”的历史探源

      “师道尊严”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命题。但对于这样一个命题,人们对它的内涵却不甚了解,以致在其释义上出现偏差或误解。考证“师道尊严”这一古代教育思想的命题;应首先从师道所蕴含的意义入手。据我国古代典籍所记载,“师”和“道”原本是两个互不相连的概念,而最早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的论述出现在《周礼》:“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不过,最早提出尊师思想的人当属荀子,他提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① 把师和天、地、君、亲提到同等高度而尊崇。最早明确“师道尊严”这一理念的著作是《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② 从这段话可知,只有教师严格要求学生,教师所代表的“道”的地位才能受到尊重。韩愈在《师说》中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他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事实上,“师道”并非指“为师之道”,而是指“师”及其所传授的“道”。当然,在中国传统社会,这种“道”主要是儒家之道。这样,“师道尊严”在我国古代教育理论中便成为一种正统思想,从而也使尊师重教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大优良传统。

      在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师道尊严”一直是师生关系理念的主流。在这种“师道尊严”思想中,一方面给予教师如同君主般至高、至尊的社会地位。师道尊严的背后是君之道,是强大的封建伦常文化。“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③ 对于平民百姓而言,生活的两个基本条件便是君与师,有君之治,有师之教,缺一不可,否则难以正常生活。就是说治国、治天下、治人、治世,师与君同等重要。另一方面,传统的“师道尊严”观念,又在人伦方面将师与亲相提并论,即所谓“天地君亲师”,给予教师如同父亲般的地位和权力,“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深深扎根在国人的心中。[1] 子贡在孔子墓前守孝六年,以及著名的“程门立雪”的典故,就是这种“视师如父”的充满亲情的师生关系最充分的体现。

      二、“师道尊严”的现代流变

      由于“师道尊严”与生俱来的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而成为儒家文化在教育领域的重要表征,随着儒家文化地位的变化,其内涵也在不断的发生改变。自汉以后,经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并被封建统治者不断强化、神圣化。师生关系也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性。“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超越了人伦意义上的温情,而在教师权力的角度被无限放大,赋予了教师对学生绝对的控制权,教师拥有任意处罚学生的权利,而学生没有自主权可言,师生文化呈现了严重的失衡状态。“师道尊严”作为传统的师生关系理念,被严重的僵化甚至异化,过度强调社会文化所赋予的权威,成为政治上的专制在教育文化领域的相应的体现。“师道尊严”似乎渐渐成为“封建师生关系”的代名词,一提“师道尊严”想到的便是与民主、平等相对立的专制、封建腐朽的旧的师生关系。

      随着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师道尊严”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热潮中也成为人们竞相批判的对象。鲁迅曾经明确指出,“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他还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里,对封建私塾的老学究搞“师道尊严”的言行作了生动的揭露和讽刺。吴虞在《吃人与礼教》中极其激烈地抨击儒家纲常礼教,震动海内,被人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陈独秀主张建立西洋式的“新国家”、“新社会”、“新信仰”,要实现中国的“欧化”,必须铲除“适与欧化背道而驰”的孔孟伦常道德。胡适、李大钊也曾对中国的旧道德,包括“师道尊严”进行过严厉的批判。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对“师道太尊”所作出的批判,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对“师道尊严”的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为了建立封建法西斯专政,将屠刀狠命砍向教育界和学术界,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一场特大浩劫。他们把“臭名昭著的复辟狂、政治骗子、大恶霸”之类本来属于自己的恶谥罪名,统统推到中国古代伟大教育家和世界古代文化巨人孔子的头上,大搞所谓“批孔”。[2] “师道尊严”,一度作为挂在“臭老九”脖子上的“罪状牌”,遭受了最严厉的批判。“师道尊严”荡然无存。

      改革开放以后,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师道尊严”是否需要重新提倡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师道尊严”发展至今,我们虽然仍能依稀的感到我国自古以来对知识与教师劳动的尊重,保存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但不可否认的是,“师道尊严”被严重的曲解和异化:片面强调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绝对权威,从主观上要求学生对教师的绝对服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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