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理念如何转化为艺术形象?  

作 者:

作者简介:
苏宏斌,浙江大学中文系。

原文出处:
文学评论

内容提要:

康德主张艺术形象是对理性理念的表达和扩充,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德国古典美学的基础,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康德实际上并没有具体说明艺术家究竟是如何把理性理念转化为艺术形象的。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可以借鉴胡塞尔的范畴直观和本质直观理论。胡塞尔主张通过想象力的自由变更就可以把握到具有自身同一性的普遍本质,但实际上既然本质直观是通过想象活动来进行的,那么所获得的就不可能是纯粹的本质或范畴,而只能是介于感性表象和抽象范畴之间的特殊表象,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图式。只有进一步通过知性和理性的抽象,才能把图式转化为范畴。因此,图式乃是理性理念的起源,也是把理性理念转化为艺术形象的中介。艺术家只有首先把理性理念还原为图式,然后才能运用想象力对图式进行加工,强化其感性和直观特征,从而使其转化为艺术形象。


期刊代号:J0
分类名称:艺术学理论
复印期号:202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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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艺术理论的核心是主张艺术家可以通过艺术形象来表达理性理念,从而使艺术能够具备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由于艺术形象是对理性理念的表达和扩充,因此,他将其称为审美理念(aesthetic idea)[1]。这样一来,艺术创作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把抽象的理性理念转化为可以直观的艺术形象或审美理念。然而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康德并未做出清晰的说明。对此,本文尝试引入现象学的范畴直观和本质直观理论,对康德的这一命题进行重新阐发,以此来发展和完善康德的艺术理论,使其成为现代文学和艺术理论的思想资源。

      理性理念原本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一个认识论概念,其功能是统摄知性范畴和判断,从而保证知识的统一性。按照康德的观点,知性范畴和理性理念分别是知性和理性能力的产物。知性的作用在于把诸现象或感性表象与知性范畴联结起来,从而形成判断;理性的作用则在于把知性范畴和判断统摄于理性理念,从而达到理性的统一性。用他的话说,“知性尽管可以是借助于规则使诸现象统一的能力,而理性则是使知性规则统一于原则之下的能力。所以理性从来都不是直接针对着经验或任何一个对象,而是针对着知性,为的是通过概念赋予杂多的知性知识以先天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可以叫作理性的统一性,它具有与知性所能达到的那种统一性完全不同的种类”[2]。之所以说理性的统一性不同于知性的统一性,是因为知性范畴针对的是有限的经验对象,理性理念则涉及某种超验的无条件者。这种无条件者超出了人类的一切经验,人类无法获得关于它的任何客观知识,因此其存在就只是理性的一种主观设定,其目的是借以使知性产生的杂多判断和知识获得最终的统一。

      正是由于理性理念无法直接作用于任何经验对象,康德主张任何直观表象都无法与之相适合。这意味着审美理念与理性理念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因为审美理念恰恰是一种艺术家创造出来的感性表象。康德明确指出,“我把审美[感性]理念理解为想像力的那样一种表象,它引起很多的思考,却没有任何一个确定的观念、也就是概念能够适合于它,因而没有任何言说能够完全达到它并使它完全得到理解。很容易看出,它将会是理性理念的对立面(对应物),理性理念与之相反,是一个不能有任何直观(想像力的表象)与之相适合的概念”[3]。简言之,审美理念是一种没有任何概念能够与之相适合的感性表象,理性理念则是一种没有任何感性表象能够与之相适合的抽象概念。然而尽管审美理念与理性理念截然相反,两者却并不是毫无关系的,因为审美理念不同于一般的感性表象,它不是在认识活动中通过感性认识而产生的,而是艺术家为了表达理性理念创造出来的,并且能够在我们心中唤起理性理念所无法统摄的众多思考。因此,艺术形象尽管是感性表象而不是理性理念,却是对理性理念的表达和扩充。

      问题在于,艺术家究竟是如何创造出这种独特的感性表象的呢?正是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康德却未能做出清晰的说明。他曾经列举了古希腊神话中朱庇特的神鹰和它爪中的闪电、象征天后赫拉的孔雀,以及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的诗句等例子,来说明艺术形象作为象征总是能够唤起丰富的思考,但对艺术家究竟是如何把这些形象创造出来的,却几乎未置一词,只是简单地将其归结于艺术家那富于创造性的想象力。我们认为,康德的艺术理论之所以会出现如此重大的缺陷,并不是由于他的思考不够周密,而是因为他所建构的理论体系导致他无法跨越理性理念与感性表象之间的鸿沟。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仅限于康德的美学思想,而是他的整个批判哲学所固有的。早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就为了克服感性表象与知性范畴之间的异质性问题,提出了图式(schema,又译图型、图几等)这一范畴,认为它既具有感性表象的直观性,又具有知性范畴的抽象性,因此可以充当两者之间的中介。然而图式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康德同样只是将其归结为生产性的先验想象力,至于想象力究竟是如何生产出图式的,他却宣称这是“人类心灵深处隐藏着的一种技艺,它的真实操作方式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很难从大自然那里猜得到、并将其毫无遮蔽地展示在眼前的”[4]。我们认为,图式和象征的产生机制对康德来说之所以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并不是由于这种思维过程本身是神秘的,而是由于他从自己的哲学体系出发,人为地切断了感性表象与知性范畴、艺术形象与理性理念之间的任何关联,当他想要重新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的时候,自然就变得捉襟见肘、举步维艰了。康德明确主张,“概念要么是经验性的概念,要么是纯粹的概念,而纯粹概念就其仅在知性中(而不是在感性的纯粹形象中)有其来源而言,就叫做Notio。而一个出自诸Notio的超出经验可能性的概念,就是理念或理性的概念”[5]。所谓经验性的概念,就是从经验对象身上抽象和概括出来的概念,知性范畴和理性理念则相反,是由知性和理性自发地生产出来的。康德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两种概念的纯粹性,显然是为了维护整个批判哲学的基石——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因为只有把这两种概念说成是纯然先天的,才能保障由此形成的判断和知识既是综合性的,又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然而这样一来,纯粹概念与经验对象及其感性表象之间就产生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康德之所以既无法说明认知主体的想象力如何能够生产出图式,也无法说明艺术家的想象力如何能够为理性理念配备一个象征性的感性表象,原因盖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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