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 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22)03-0070-10 [DOI]10.16783/j.cnki.nwnus.2022.03.008 教学自由，直接关涉教学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涉及教学关系、教学管理制度、教学发展的状态和水平，以及教学的价值取向等一系列问题。教学自由既是教学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也是教学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领域。但是客观地说，教学自由，总体而言却是个冷门话题。相关问题，在理论研究领域以往研究者们的交流探讨相对比较沉寂；反倒是在实践领域，基于改革创新的宏观社会背景，在作而不述、行而不言中实践者们进行着大量经验化的探索。提及教学自由，人们往往不由得生出种种疑问：教学需要自由吗?满堂灌的教学，或无边际的课堂讨论，是教学自由吗?何谓教学自由?教学缘何需要自由?教学自由与否的判据是什么?教学如何才能达致自由?教学自由之于教学、教师和学生，意味着什么……凡此种种，均已涉及对教学自由的本真理解、价值判断和实践应对。在当前教育改革走向深入特别是教育评价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的背景下，在教育主体性高扬的今天，重拾教学自由的话题，深入剖析其概念内涵、结构功能、基本特征等问题，有助于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打开新的思考空间，对教学质量提升、学生持续成长、教师职业发展及教育管理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生成论教学哲学关于教学存在的本质、价值、认识等问题的系统观点，能够为教学自由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提供必要的方法论基础。有鉴于此，本文拟基于生成论教学哲学的理论立场，重新审视教学自由本体论域中的内涵、结构、功能、特征等内容，进而明确其价值意蕴，以期为教学自由的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教学自由的学术史考察 纵观国内外学者们对教学自由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三条研究脉络，一条脉络是以教学权利问题为主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以国外学者为主；第二条脉络是以教师教学自由问题为主的研究，主要是国内的相关成果，以及近年来出现的第三种选择，即关于教学本体存在的自由的研究。相关研究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探索教学自由，提供了参照基础和研究的着力点。 (一)关于教学权利的争议 国外对教学自由的研究较早，主要围绕有关教学权利的问题展开。教学权利的问题主要表现于科学与神学的冲突中，涉及宗教是否欢迎科学，以及科学是否欢迎宗教的争议；还体现于具体学科教学中，涉及学校或教师是否有权自由选择教学材料、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问题。宗教神学院的教师是否可以自由教授自然科学?对此，伍德罗(Jame Woodroow)致力于在神学院自由教授进化论的斗争，他认为“自然科学和《圣经》之间存在着和谐”，“任何压制科学的企图都表明它对基督教信仰薄弱，害怕《圣经》被发现是不真实的”。但是，达布尼(Robert Louis Dabney)始终保持对科学教学的怀疑态度并对现代科学进行指控；吉拉多(John L.Girardeau)则提倡“神学院的教授禁止讲授与教会信仰标准相反的观点”。[1]同样，在科学兴起的势头下，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ts)反对开展进化论的教学，并提倡教师应受到限制，不得教授违背《圣经》的内容。对此，史密斯(Gerald Birney Smith)认为，“当宗教信仰必须通过法律、权威、政治来强制执行和支配时，表明这种宗教就已失去了它的精神力量。”“为了维护基督教信仰的生命力，所有相信宗教信仰在任何情况下都寻求真理的人，都应该提倡调查自由和教学自由”。[2] 公共机构的教师是否可以自由宣扬其宗教观点?1878年，阿特金森(W.P.Atkinson)教授在英文文学课程中依据其反对超自然主义(antisupernaturalist)的立场发表了宗教观点，他认为“宗教观点是文学和历史的一部分”，“不能在不讨论宗教的情况下讨论英国文学”，但是这一举动遭到了来自《The Watchman and Reflector》作者的批判，认为“马萨诸塞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宗教教义和习俗，受到了嘲笑和谴责”。针对这一争论，《马萨诸塞州教师》(《The Massachusetts Teacher》)编辑部发表观点，认为如果其他教师都像阿特金森(W.P.Atkinson)教授一样，在自己的教学中宣扬独特的宗教观点，那么“公立学校系统将走向尽头”。[3]可见，在宗教是否欢迎科学，以及科学是否欢迎宗教的问题上，不同的研究者秉持不同的看法，但均涉及了教师是否可以自由选定教学材料、制定教学主题、确定教学内容的权利问题。 在具体的学科教学中，学校及教师是否有权自由选择教学材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例如，1934年1月，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举办的协会年会中讨论了“历史教学中的自由”这一主题。在教学主题与内容的选择上，对于当前的事件是否应该在历史教学中被讨论的问题，弗里曼特尔(A.F.Fremantle)“不同意因为现代历史内容不完整就不教授现代历史的观点”，诺克斯(Noakes)认为“我们的年轻人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感兴趣，我们至少可以给出我们所理解的事实”；在教学方法的自由选择上，巴特勒(H.M.Butler)校长践行着将历史戏剧化的试验，费舍(M.Fisher)在教学中选择自己不太了解的课题与学生一起调查。[4]再如，针对生物学教学中教师是否应提供最新知识的问题，研究者认为，“让学生从我们的学校和大学毕业而不让他们了解我们的知识现状，也不了解新的科学和技术将对他们的生活和物种的未来进化产生的影响，这将是一种糟糕的教育实践”[5]。在教学材料的选择问题上，针对2013年芝加哥公立学校删除漫画小说《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这一教学文本而遭致各方批判的事件，研究者认为教师与学生需要相应的漫画支持材料，而且教学管理人员“有责任在全面了解青少年文学的基础上，确保他们的行为是适当的、正当的”[6]。当然，并非所有教师都保有对教学自由的兴趣，因为“大多数教师的思想自由范围比较小，他们的基本概念完全是从某些正统思想中衍生出来的”，“他们的情感模式和意识形态与公认的正统的时间、地点和等级人格完全协调”[7]。所以，“大多数教师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是不自由的”[8]。由上可知，教师有权在适当范围内自由选择和确定教学内容与方法，但是不同教师表现出了不同的自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