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22)03-0003-14 自中世纪以来，大学便是研究高深知识的场所。大学内部学术共同体形成了以学科建制为组织依托、以学术规训为行动规则和以学术信仰为共同追求的知识生产模式。[1]这一模式在当时加速了知识生产的制度化进程，促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化和细化，同时使得单一学科的分化达到相当精细的程度。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已经无法解决应用情境中的复杂问题，森严的学科壁垒割裂了知识的整体性，阻碍了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突破创新，由此催化了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并对学科发展转向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大学不再是纯粹追求高深学问的“象牙塔”，学科发展逻辑愈来愈体现出适应国家和社会需求的应用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学术资本主义”日渐式微，大学不再是垄断知识的场所，学科组织系统的“封闭性”“垄断性”和“排他性”被进一步打破，学科交叉、整合和互涉等跨学科趋势日益增强，改变了既有的学科组织样态。 进入21世纪以后，人类社会面临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对知识集群网络系统和知识资源整合能力提出了空前要求，使得学科发展的“社会性”和“公共性”逻辑进一步凸显，学科组织样态呈现出超学科、集成式和协同化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比较教育学科同其他诸多学科一样，不断适应不同发展阶段下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趋势，实现了从组织到观念、从制度到文化的全面变革。因此，本文主要从知识生产模式的视角分析比较教育学科发展路径是如何变迁的，以期为新时期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提供些许借鉴。 一、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学科发展的关系 知识生产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为适应社会的快速变革而形成了不同模式，并对学科的发展逻辑与存在样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内涵和特征 近几十年来，知识经济兴起、信息技术发展、高等教育扩张以及全球化趋势必然会引发知识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并使得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原本“象牙塔式”的科学研究方式难以适应社会情境中的问题解决，并由此产生了跨越学科和机构边界的知识生产方式，原本“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被打破。[2]针对这一变革趋势，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知识生产从模式I向模式Ⅱ转型”的命题，并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之后，伊莱亚斯·卡拉亚尼斯(Elias Carayannis)和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知识生产模式Ⅲ的概念。至此，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理论初步成型，并被频繁用于解释学科建设与发展、人才培养、大学治理与改革等现实问题。 具体来看，吉本斯等人在其学术著作《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中将知识生产划分为模式I和模式Ⅱ。其指出，模式I的主要特征是：知识生产由特定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兴趣所主导；知识生产通常在一种基于学科的、认知的语境中进行；知识积累主要通过在大学中被制度化了的学术分工来进行；质量控制隐藏于科学共同体的共识之下。与模式I相比，模式Ⅱ则表现出以下几大特征：知识生产并非按照某个特定学科的范式结构运行，而是在应用的情境中产生；问题解决的方案通常超越任何单一的学科，呈现出跨学科性的属性；知识创造的组织形式具有非制度化、异质性和灵活性的特点；社会问责与反思性越来越渗透在知识生产的整个进程之中；质量标准更为宽泛，学科同行以外更广泛的成员参与到评议体系的建构中。简单地说，吉本斯认为，知识生产的模式I以一种主要在大学中被制度化的学科知识研究为特点，而模式Ⅱ则以跨学科性和一种更具异质性、灵活性的社会弥散体系为特点。[3]卡拉亚尼斯等人进一步指出，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化时代，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国家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并由此产生了对日益复杂、非线性和动态的知识创造方式的需要。知识生产模式Ⅲ在这一情境下应运而生，它是一种多层次、多模式、多节点和多主体的知识创新系统，强调政府、大学、行业和公民社会之间以合作竞争、共同专业化以及共同演化的逻辑机理推动知识资源的生成、分配和应用，最终形成以创新网络、知识集群和分形创新生态系统为核心的组织形态，实现知识资源的优化整合和创新应用。[4]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种模式均反映了在特定阶段知识生产的不同方式，并表现出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和相互渗透的发展格局。后一个模式的出现并非对前者的排斥或更迭，而是表现出新的特征。卡拉亚尼斯也并未在提出知识生产模式Ⅲ之后排斥或否定旧有模式的延续性，相反，他认为模式Ⅲ允许并强调不同知识和创新模式的适应性整合和协同进化。具体表现为知识系统高度复杂的动态性、自适应和概念重叠，如多层次知识创新系统在全球、跨国、国家和次国家层面同时进行，呈现出线性和非线性创新模式的并行运作，以及在概念上整合了模式I、模式Ⅱ和三螺旋模式等，最终的应用取决于具体的情境、诉求、结构或案例适合哪种知识和创新模式(多模式)、哪一层级(多层次)、哪方主体或代理人(多主体)以及哪些知识节点或知识集群(多节点)。[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