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2)02-0144-13 如果把大学与中小学(US)的协作机械地理解成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又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简单地类比成一条长河的上下游关系，或者首尾相顾的关系，那么这种串连关系就不可能是一种相互独立、对等、战略上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通常以为大学对中小学有输出师资力量以及相应专业知识的职责，这便容易形成“上游”为“下游”注入新鲜的观念与思想、“下游”为“上游”提供实践空间的印象。其实，大学与中小学分属不同的教育系统，经费制度、组织行为和工作内涵有着明显差异，并不存在任何行政隶属或业务指导的上下游关系。大学承担着教育知识与理论生产的任务，并通过其理论创新与知识更新对中小学校教育实践发挥深刻的影响；但这不等于说中小学校现场就缺乏理论，“只要文明史开启了自身的进程，便不再存有未曾渗入理论的单纯心智”①。中小学校教育的丰富实践更是教育知识不断积累并得以反复检验的源头活水，凝结于中小学具体教育时空中的各种心智动态是推动理论与实践创新、多样化的直接力量。从大学的角度看，仅仅依靠文字书写的教育理论，难以直接改造教育实践，也无法控制他人对理论内容的解读与把握，容易陷于自言自语、远不敷用的困顿之中。同样，中小学校如果一味地固守既持的观念与做法，要么因为拒绝重新理论化而缺乏系统性观照的穿透力，要么容易因为盲目信奉既有理论而丢弃了基本的现实感，从而逐渐丧失其持续发展的能力。伙伴协作的特定情境不仅提供理论与实践不同心智间相互对话、印证、增益的机会，而且赋予双方作为言说主体与行动主体的对等地位，从而实质性地让伙伴协作的参与人员犹如同时踏入水流形态、水质、流速、流域都迥然有异的两条“河流”之中。当然，这两条“河流”的地下水脉相互渗透、支流交错，共享着人类历史上对学校教育的许多价值判断与规律探索。伙伴协作得以开展，本身便意味着大学与中小学过去曾经、将来仍然是凭靠某个特定的基础意见(a particular fundamental opinion)而联结在一起的共同体，伙伴协作的所有价值都应以这样一种共同体的存在为先决条件②。我们关心的问题应该是：我们双脚如何踏入这两条不同的“河流”?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哪些差异决定了协作情境的不同构建类型以及我们所应该秉持的伦理自觉? 一、踏入不同“河流”：协作情境的外部构建与内部构建 伙伴协作与所有教育现象一样，它不仅重构学校教育情境，同时，它也是学校教育处身其中的社会情境的产物。协作情境的外部构建主要是指大学与中小学在构建伙伴协作框架时的一系列组织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在发生、推进过程中所受到的所有外部影响。伙伴协作情境的构建既是大学与中小学基于自身功能需求的自觉行为，也是它们针对外部社会环境变迁的组织适应。正是双方组织在资源调配上的制度性权威，共同促成了US伙伴协作情境的外部构建，并让参与协作的双方人员得以进入这一情境之中，并从内部参与了协作情境的进一步构建。一般来讲，所有的US伙伴协作情境的外部构建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它使得不同的US伙伴协作可以进行相应的框架参照与经验借鉴。因此，总的来说，US伙伴协作情境的外部构建力量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大学进一步强调社会服务功能，并通过它所提供的社会服务促进大学科研与社会实际需求的结合，同时也改变了大学经费的构成；二是中小学不断强调内涵发展，从对教育学术“不知渴”发展到“知渴”、再到“不解渴”的状态，形成参与伙伴协作、致力于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强大内驱力；三是一系列促进伙伴协作的间接的利好因素，至少包括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变化③、中小学校年度公用经费使用规定的变化④、各种教育专项财政资金的使用⑤、中小学资源整合与利用意识的增强、中小学与大学相互兼职及其他互动机会增加、媒介参与力量不断增大等等。 一般来讲，如果US伙伴协作只涉及大学与中小学两个组织，其协作情境也相对简单，由于大学教育科研和服务功能与中小学教育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双方可以将伙伴协作的具体行为纳入组织情境之中。也就是说，伙伴协作的具体工作既是大学教师的一种科研行为，也是大学的社会服务行为；既是中小学校致力于教育品质提升的行为，也是广大中小学教师参与科研、教研的学习活动。一些中小学出于自身需要，与一些大学研究人员直接建立科研协作关系，依然可以纳入大学组织行为的框架之中。早期US伙伴协作的做法，甚至提出“建设新型学校、形成教师的专业生活方式、建构教育理论”⑥的主张。可见，这种伙伴协作情境始终没有脱离双方组织的既定边界，又与双方组织的根本利益紧密相连，虽然其间必然存在着彼此不同的观点与立场，双方在合作方的选择上也会有各种不同权衡，但许多问题都可以在组织内部得到解决，从而将协作情境纳入学校教育情境的重新规划与整体构建之中。 然而，目前的US伙伴协作显得更加复杂。一方面，为了扩大大学自身的影响力以及大学之间竞争的需要，大学往往更愿意与区域政府建立更加全面的协作关系，或者通过区域政府的行政整合而与中小学建立批量性伙伴协作关系。这一类伙伴协作项目常常冠以UD⑦、UDS⑧、UGIS⑨、UAS、UGS⑩等而带有区域政府的不同标记。一些师范院校出于师范生见习、实习需要而与一些中小学建立起群体性的工作联系，其实并不具备伙伴协作的基本要素。一些以科研课题的名义进入中小学之中的各种大学项目，虽然也可以构建起一种良好的协作情境，但往往受限于所研究的课题内容、经费、周期、人员精力，难以稳定地维护伙伴协作关系。另一方面，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把教育作为民生大事来抓，越来越成为不同层级政府的施政内容。由于地方政府并不拥有可以直接干预中小学教育的专业力量，寻求大学的直接介入便成为一种最简捷有效的策略手段。他们在为伙伴协作提供充足保障的同时，也给伙伴协作带来许多方面的影响。概括地讲：(1)政府倾向于同时与多所大学合作，借助大学之间的竞争压力，寻求项目本身的最大效益。然而，这种做法也增加了不同大学项目组之间开展活动时协调的成本，同时，也让分给不同大学的不同中小学之间常有攀比、挑剔的情绪，影响到伙伴协作本身的潜心施行。(2)在项目管理上，囿于人力以及对项目内容专业性的把握，政府经常借此转移项目设计、项目监控、项目宣传等工作负担，给大学项目团队带来许多超乎其专业之外的工作量，从而影响到伙伴协作中的精力配置。(3)虽然政府的项目管理有大胆放手的一面，但又不可避免地保留其对政绩的需求和阶段性的过程控制权。政府人员往往会对伙伴协作提出一些高显示度的近期目标要求，同时，还会就阶段性的任务提出举办各类现场会、推介会等要求，有时还会因为协调政府人员的出席问题而调整项目计划。(4)政府部分工作向大学方向的转移，其间也隐含着一定的行政力量的转移，从而使得项目组无形中附带着一定的行政成分，对中小学一方形成压力。(5)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维护、协调，也占据了大学项目组的很多精力。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即使政府的文牍管理占用了专业人员的部分精力，但一旦项目真正实施，其实际运作的内容并不见得就能为政府所完全把握，这又需要US双方为此作出许多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