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06）06—0017—07 1922年12月22日，自美国之后，英国决定“退还”庚子赔款。1930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正式达成换文，决定将庚款尽数“借充整理及建筑中国铁路暨其他生产事业之用，以其息金用于教育文化事业”[1](P1797)。自此，中英庚款与中国教育相联系。虽然不像中美庚款大部分被使用在教育文化事业上，但在各类庚款资助的事业中，“以英庚款收效最宏”[2](P1567)。正因为如此，近来学界逐渐关注起中英庚款对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的推动。而在中英庚款资助的诸多事业中，促进边疆教育的发展是较为重要的方面。 一、中英庚款与边疆教育的结缘 边疆教育的发展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的文教事业，193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了蒙藏教育司（1947年后改称为边疆教育司），但捉襟见肘的教育财政支出严重阻碍了该项事业的推进。依据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庚子赔款，当完全划作教育经费”[3](P123) 的规定，国民政府考虑到动用庚款来推进边疆教育的发展。 在各类庚款分配办法条例中，只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分配款项原则》（1925年6月）及《中英庚款息金用途支配标准》（1931年7月29日）规定将经费用于发展边远省份文教事业。但前者规定较为模糊，仅提出中美庚款分配应考虑“地域”原则，如录取留美学生应“遍于全国”[4](P243)。相对而言，后者的规定更为明确，提出中英庚款息金应优先使用在资助边远省份的文教事业上：“属于各省者，分期于各省建设模范中小学各一所或中等农业学校一所，完成后所有经常费及临时费应由各该地方政府担任之，分期建设应先就僻远省份着手，逐渐于若干年内普及全国。”[4](P255) 《中英庚款息金用途支配标准》为国民政府以中英庚款资助边疆教育提供了法规依据，但除此之外，国民政府还必须拥有中英庚款的控制权。 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起全国性政权，并于随后第三年与英国政府就“退还”庚款达成换文。换文决定成立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以处理具体事务。1931年4月13日，《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章程》颁布。《章程》规定：（1）国民政府为管理“退还”庚款，特设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隶属于行政院；（2）董事会成员，由国民政府选派中国董事十人，英国董事五人组成；（3）董事会的董事长由国民政府指定，副董事长、秘书、会计则由董事互选；（4）董事会的年度工作报告及账目，必须呈送行政院核阅；（5）董事会制订的议事及办事细则，必须呈请行政院备案；（6）董事会章程需修改，必须得到国民政府的命令。同月，第一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名单公布。中方董事为朱家骅（董事长）、王家桢（常务董事）、叶恭绰（常务董事）、颜德庆（秘书）、曾镕浦（会计）、宋子良、陈其采、李书华、程振钧和曾养甫等[1](P1799)。中方董事大多数为政府成员，或随后不久即为政府要员。由此，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章程》的条文及董事会的中方成员构成可知，国民政府部分拥有了董事会的控制权。 拥有法规依据及董事会的控制权，为国民政府利用庚款推动边疆教育事业提供了条件，但促使这一决策的产生还有着具体的原因： 第一，发展边疆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需要。北伐结束之后，国民政府宣布进入“以党治国”的训政期。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教育行政功能作出调整，即“在缩小中央承担的高等教育的职能的同时，增加区域补助和义务教育经费补助”[5](P48)。其中，补助边疆省份义务教育，成为国民政府普及教育的重要内容。1935年3月，教育部拟订《补助边远贫瘠省份推行义务教育办法大纲》，并呈行政院转请中央政治会议议决通过。《办法大纲》的要点包括：“（一）确定补助边远省份暂为陕西、云南、贵州、宁夏、青海、察哈尔、绥远、甘肃、新疆、西康等。（二）补助数目，每省每年由国库补助七万五千元，共计七十五万元。（三）指定用途：（1）添设义务小学；（2）添设短期小学；（3）充实原有小学；（4）添设或扩充乡村师范；（5）补助各校推行二部制度；（6）设立义务教育实验区”[6]。《办法大纲》拟定的补助规模甚为宏大。但由于军费占了国民政府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因此教育部不得不借助于庚款。同月，教育部将《办法大纲》请中美、中英、中比、中法四庚款机关查照。根据《教育部民国廿四年至廿六年义教经费支配表》，中美、中法及中比等庚款并没有用于补助边疆地区，中英庚款则专门用在补助边疆省份义务教育方面[7](P612—619)。 第二，建设西北地区的需要。“九·一八事变”后，应国防之需，国民政府决定开发西北。其中，发展西北文教成为基础性工作。在这一背景下，各方面人士及机构开始考虑如何发展西北教育。1932年3月5日，蒙古族中央委员白云梯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提交《关于蒙藏政治教育等问题十则，请予决定施行案》。白氏认为，要使蒙藏民族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利用，必须提升两民族的文化水平，启迪他们的爱国心理，为此，中央政府应以庚款来补助蒙藏教育经费[8](P366)。1934年9月，甘肃省财政厅厅长朱铭心在《西北六省教育计划》中认为，教育经费的短缺掣肘了西北教育的发展，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朱氏提议：“（1）西北各省教费，应使占各省全部岁出百分之二十，至少也得占百分之十四。（2）教部应补助西北各省教费。（3）应分配庚款五十四万（陕、甘、新各十万，青、宁、绥各八万）。”[9](P486—487) 同年9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提出，为推广边疆教育，“请彻查各庚款用途”，最好即由庚款补助边疆教育[10](P10)。翌年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通过戴愧生的《促进西北教育》提案。提案建议应“依总理对外政策第五条退还之庚子赔款完全划作教育经费之规定，分配巨款于西北”[9](P38)。在争取庚款的呼声中，西北边疆民族团体也表现积极。1935年，甘肃省回教教育促进会在向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呈请时指出：“近年回族父老，渐知读书识字之重要，争送青年子弟入校求学，然因经费不足，不但（学校）规模狭小，且设备多未臻完善。值此国难严重，教育救国之时，若长此以往，诚以贻误青年者贻误社会，贻误国家也。”为此，该会提请中央政府筹拨庚款，以资扩充甘肃省的回民学校[11](P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