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1)04-0099-07 对农村教育的认识过程反映了中国教育思想不断发展走向成熟的趋势。“教育思想是人类对社会和教育认识、概括、论证和思考的结晶，是社会和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教育上升到自觉状态的标志。”[1](P3)中国革命和建设，始终存在着“如何认识中国国情，如何从国情出发摆正农村、农业、农民在中国的地位”的问题。这正是中国农村教育观的出发点与归宿。农村教育观的逻辑起点在于：如何通过教育实现农村人口从小农生产者到“中国人（民族性）、文明人（进步性）、现代人（时代性）”的转变。农村教育观的变革不但与教育实践的发展互为条件，而且为农村变革之走势所左右。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是以九亿农村人口为主体的人的现代化：即个体的观念现代化，学习、劳动与交往方式的现代化，体现为个体素质的全面发展、身心和谐发展、个性特长发展及其创业能力发展，并非仅仅使“农村人”变为“城里人”。 今天，中国农村教育观正经历从“工具论”到“本体论”，即从“功利性”到“教育性”、从视教育对象为“手段人”到“目的人”的发展过程。这是一种“质”的变革。这个历史进程分为三个时期。 一、第一个时期(1921-1977)：农村教育受“教育工具论”主导 一、第一阶段(1921-1949)，农村教育作为农民运动组成部分直接为革命战争服务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大陆解放，是农村包围城市并获得胜利的过程。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曾出现农村教育改革，其组织者都把农村教育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与工具。 1.农村教育“工具论”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研究认为[2](P80)：20世纪20-30年代，国民党使农村陷入大灾难。中国共产党把解放农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组织农民发起革命战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美国学者费正清对此作了精辟的剖析[3](335-336)：如果共产党将中国农民引入革命时，农民的确具有革命潜力的话，那么，这种潜力几乎完全在于乡村人口远离政府，在于农民根深蒂固的愤慨中，政府远离村民，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是外部世界，但外部世界却剥削和压迫着农村的封闭世界。“在克服了难以超越的困难过程中，共产党最终完成了将这种潜力（只是许多可能性之一）转化为行动的伟大壮举”。而“将这种潜力转化为行动的伟大壮举”，从方法论看正是毛泽东成功解决了如何发动与组织农民的难题。历史证明：农村教育作为发动与组织农民的工具论意义被认识并付诸实践，不仅在社会变革的法理之中，而且在反思历史与正视现实的情理之中。 2.“乡村教育学派”的农村教育观 在革命先驱者从政治学视野关注农村的时候，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从社会学角度关注农村。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走向农村”，在江苏昆山县创办乡村改进区；陶行知提出“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的灵魂”，在南京郊区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梁漱溟提出“民众教育或社会教育即乡村建设”，在山东省邹平县建立乡村建设研究院；晏阳初提出“平民教育观”，在河北定县创办乡村改进试验区。[1]他们把农村教育观落实为乡村教育试验，在教育实践方法论与教育研究方法论上进行了教育本土化与教育民主化的探索。但是，不从政治上推翻反动统治而试图以教育救国，脱离国情是不能成功的。 3.毛泽东的农村教育观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彭湃等一大批革命者开展农民运动，农村教育运用其中。1924年毛泽东在湘江学校开办“农村师范部”；1925年回韶山开办18所农民夜校，对农民进行革命启蒙教育；1926年在广州主持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在发展湖南农民学校以及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村教育是农民问题一部分”、“根据地教育应为革命战争和建设服务”等教育思想不断丰富并得以实践。[4](P18-46)从瑞金到延安，毛泽东都把农民扫盲教育、农民政治教育与组织农民生产互动相结合。这种以发动农民为目的的农村教育，与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军队教育交相辉映，成为我国农村教育的第一个辉煌期。为此，“大多数论者认为，毛泽东教育思想主要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逐步形成的。”[5](P12) 毛泽东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他始终站在农民运动的制高点，一生都在探索如何运用农民运动去实现中国的独立与进步。他对农村教育的关注也基于这个宗旨。武汉大学吴怀连博士得出这样的结论：将农民看作主体，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基本认识。第二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及其以后，毛泽东又形成了农民革命“主体——对象双重性”理论。50年代，毛泽东看到小农经济的“危机”，提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对农民的态度又从以前的“主体—对象”论演进到单一的“对象”论。吴怀连认为：在对中国进行体制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一方面将农民作为这种改造的对象，另一方面又将他们作为改造城市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主体。[6](P129)毛泽东的农村教育观正是在重视农民的前提下，以革命需要为目的、适时变更其主体与对象的地位而建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