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週期歷史觀中的中國政治演化

作 者:
徐勇 

作者简介:
徐勇,1982年在華中師範大學獲得法學學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87年獲法學碩士學位,1996年獲法學博士學位,1999-2000年在美國南加州大學、斯坦福大學做訪問學者,1993年晉升爲教授,2005年被遴選爲教育部首批文科“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爲華中師範大學政治學部/中國農村研究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政治與基層治理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中國農村村民自治》《國家化、農民性與鄉村整合》《關係中的國家》(第一、二卷)等。

原文出处:
南国学术

内容提要:

中國有着漫長的歷史,有着豐富的時間性政治命题,但長期以來,未能進入政治學的視野。近年來,歷史政治學日漸成爲政治學的一個熱門領域,原因在於,新中國建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深刻的歷史性變化。將歷史帶入政治學,必然要求建構相應的歷史觀。改革開放初期,“超穩定”“大歷史”觀以現代、西方爲參照看歷史,一度產生很大影響,但也存在相當大的局限性。隨着中國和平崛起,需要以更爲平和、更具有包容性的眼光看待歷史傳統,並由此發現中國政治的規律和特性,“長週期”歷史觀應運而生。它包括四個維度:一是時間維度。不僅是時間的量的規定性,更是時間的質的規定性。二是週期維度。既注重時間的長時段,更注重在長時段內的週期性變化。三是演變維度。它不是歷史循環,更不是歷史停滞,而是會發生週期性的跳躍變化。它包括兩種變化屬性:一種是週期性演變,即歷史的延續性和不變性;另一種是持久性演變,即歷史的變革性和變革的不可逆轉性。四是機制維度,即造成長週期變化的機制。從長週期來觀察中國政治演化,它具有如下特徵:一是變革性。儘管從質的規定性看,週期內祇有量的變化,但也並非“停滞性”,一旦歷史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國則進入到一個急劇變化的時期, 由一個週期向另一個週期演變,成爲一種質的飛躍。二是延續性。歷史變化中存在超越時空的恆定性因素,其積極和消極因素不僅在同一週期,而且會在新的週期發生影響。以國家結構形式爲例,“秦政制”所蘊涵的政治統一性對後世有積極意義,中國得以在歷史提供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基礎上建立起現代單一制國家,實現國家的空前團結和統一,不能不說受益於歷史傳統的馈贈。三是能動性。認識歷史的週期性變化,在於發現規律,發揮人的能動性,推動歷史進步,並增強歷史自信。在“長週期”爲導向的歷史政治學中,歷史不祇是過去,而且是對當下的規定;歷史政治學不是對歷史現象的考證,而是通過對造成歷史現象的機制探討,發現具有一般性的理論,爲當下和未來政治提供借鑒。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08 期

字号:

       中國是一個有着悠久歷史且政治生活十分豐富的國家。在漫長的歷史長河裏,產生了諸多有着深遠影響的命題,諸如“百代皆行秦政制”“三千餘年一大变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週期率等。這些命題內在地蘊涵含着中國政治的“變”與“不變”的規律和特性。如何理解這一規律與特性,需要尋求合適的歷史觀。本文試圖提出“長週期”的歷史觀,並且分析其在中國政治演化中的作用。

       一 兩種歷史觀的再認識

       政治學是現代性和理論性較強的學科。近年來,歷史政治學成爲政治學的一個熱門領域,並被視爲一個有着重要影響的標誌性學術事件。作爲一門理論學科的政治學,之所以將歷史帶入政治學,在於新中國建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深刻的歷史性變化。這種變化,正在改變人們對自己歷史的認識。由於近代以來的落後狀態,使得人們在相當長時間對歷史傳統持全盤否定態度,缺乏歷史自信。對此,魯迅曾經專門寫下《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隨着中國的和平崛起,促使人們重新認識自己的歷史,對過往將傳統完全視爲負資產的觀點進行反思,增加了歷史自信。衹有將歷史帶入政治學,從歷史的自我演化進程中,纔能深刻理解中國政治不同於也不可能等同於其他國家的特性。將歷史帶入政治學,必然要求建構相應的歷史觀。

       歷史觀是人們對社會歷史的根本觀點和基本看法,也是人們認識和看待歷史的視角和方法。歷史觀屬主觀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受特定的歷史條件所制約。隨着改革開放的擴大與深化,中國在一個有着厚重歷史傳統的基礎上迅速走向現代化。因而,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成爲思想界的重要議題。人們難免以現代西方爲參照,看待傳統,看待中國歷史,由此產生相應的歷史觀。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是“超穩定”觀和“大歷史”觀。

       所謂“超穩定”觀,由金觀濤、劉青峰提出,代表作是《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兩位作者主要運用自然科學的系統論、控制論的方法,從結構的角度對中國封建社會爲何長時間延續進行解釋,注重結構的超穩定性和社會的停滯性。

       所謂“大歷史”觀,由黃仁宇提出,代表作有《中國大歷史》等。作者從長時段的社會、經濟結構認識歷史的脈動;從中西的比較提示中國歷史存在的特殊問題。“數目字管理”是“大歷史”觀中的一個關键性概念。

       以上兩種歷史觀一度在中國影響很大。《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在1980年代問世之後,成爲學界熱議的話題。《中國大歷史》在1990年代出版後,更是成爲大衆暢銷書。這兩種歷史觀之所以流行,一是適應了中國告別傳統,推動開放,大步奔向現代化的社會需要;二是站在現代的高度反觀歷史,反思中國的傳統社會爲何漫長而未能像西方國家那樣步入現代化;三是形成了較爲系統的歷史理論,並運用這一理論分析中國歷史,將中國的歷史進程置於一種理論框架之中,提出了不少獨到性觀點。

       總體上看,“超穩定”“大歷史”觀站在現代的高度反思歷史,具有歷史的批判性。這在中國尚爲落後並努力走向現代化的特定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但隨着中國在古老的歷史傳統基礎上迅速崛起,這兩種歷史觀的不足愈來愈突出。

       “超穩定”“大歷史”觀從現代觀察歷史,而不是基於歷史條件理解歷史,容易造成對歷史過程的遮蔽,使人們看到更多的是歷史的消極因素,而忽視了歷史對當下的積極影響。例如,“超穩定”是相對於現代西方的變革性而言的,核心命題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停滯性”:“社會結構的停滯性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基本的特點。”①它反映了“超穩定”歷史觀的主張。這一主張更多的是對歷史傳統的否定,未能給予其恰當的定位。儘管中國歷史變遷中確實存在着超穩定性,但這種超穩定性是在特定的歷史下形成的,在一定意義上又是中國的國家形態得以持久的重要因素。

       “大歷史”觀着眼於長時段的歷史,但更多的是以現代和西方爲參照,很容易出現對歷史的簡單否定。黃仁宇在談到“爲什麼稱爲‘中國大歷史’”時說:“我認爲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一個問題乃是傳統社會不容產生現代型的經濟體制。”②這其中蘊涵着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傾向。他引用韋伯(M.K.E.Weber,1864-1920)的觀點,以現代西方爲參照,認爲“中國政治體系的早熟在當日不失爲一種成就”,但他所要表達的主要觀點在於,“可是中國人也必須爲此付出代價”。③因爲,“早熟”造成了後來的落後。“早熟”在一定意義上具有貶義性。“大歷史”觀將缺乏“數目字管理”作爲中國落後的重要標誌。但是,作者是以現代工業社會的“數目字管理”作爲參照的。應該說,在傳統農業社會的條件下,中國的“數目字管理”還是相當發達的,否則衆多人口、土地、稅收何以能夠得到必要的管理。反觀西歐封建社會各個莊園自成一體,根本沒有數目字管理的可能。

       由此可見,以現代作爲參照認識歷史,歷史傳統可能會一無是處。這顯然不能將歷史置於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加以考察,從而給予歷史以合理定位。如果不能給予歷史以合理定位,就很難將歷史現象置於長時段的歷史進程中,發現歷史進程的延續性和變革性,進而發現其中的規律和機制。中國有着漫長的歷史,中國的政治生活異常豐富,形成了許多非常值得研究的政治命題,蘊藏着大量的政治密碼,要解讀這些密碼就需要建立合適的歷史觀。歷史政治學不是歷史學的重複,其本體是理論學科,它要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發現規律和機制。“超穩定”“大歷史”的歷史觀着眼於對傳統的反思與批判,很難爲歷史政治學的這一使命提供必要的觀念指引。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