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成员，彼得·比格尔（Peter Bürger）沿着马克思开辟的批判理论，创造性地融合了意识形态批判、阐释学与功能分析的方法，在现代性的“分化”逻辑中，辩证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艺术体制及其历史转型的社会效果。这使他的艺术体制论具有“历史的具体性和理论的精确性”①。虽然比格尔宣告了历史先锋派对自主艺术体制的挑战失败了，但艺术材料的自由使用和“艺术介入”的批判观念大获成功，日益支配着今日艺术的社会实践。因此，在问题史的脉络中，辨析比格尔的艺术体制论，对于我们理解、把握当代艺术的文化逻辑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批判 如何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厘清现代主义、历史先锋派、后现代主义与新先锋派之间复杂的关系？如何在功能性的体制框架中辨析现代艺术的社会功能及其历史转型？如何在问题史的脉络中反思艺术范畴的历史及其理论框架？在20世纪中后叶，这些是欧美学者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对此，比格尔提供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论，即形式主义批评、经验主义社会学与批判理论。 形式主义批评侧重艺术的内部研究和作品的形式分析，旨在通过“文本细读”、形式批评和美学阐释把握文学的文学性与艺术的艺术性。在现代艺术思潮研究中，美国艺术批评家格林伯格和意大利艺术理论家波焦利是这种方法论的代表。他们聚焦现代艺术的自主性，侧重强调先锋派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延续性。格林伯格的《先锋与庸俗》（1939）、《走向更新的拉奥孔》（1940）和《现代主义绘画》（1960）从各门类艺术媒介的特殊性（medium-specificity）与艺术语言实验的视角来理解现代艺术。他把先锋文化视为对陈腐的“亚历山大主义”（Alexandriaism）或学院主义的超越，是资产阶级“社会秩序演替的最后形态”②。格林伯格把现代主义视为一项不断追求“纯粹性”的“自我批判”的事业，它基于门类艺术的媒介特性，努力“保留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效果，完全排除据信是来自或借用任何其他艺术媒介的效果”③。波焦利在《先锋派理论》（Teoria dell'arte d'avanguardia，1962）中，将资本主义社会对语言的商业化、同质化与先锋派对语言的怀疑主义态度进行了比较。他主张，先锋艺术在语言上“对新异甚至奇特的迷恋”，具有“对困扰着普通语言的由于陈腐的习惯而形成的退化起到净化、治疗的作用”④。显然，二者都把先锋派视为拒斥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化与语言退化的手段，都侧重艺术形式的自我批判潜能。不过，先锋派无疑被泛化了，“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以致无法把“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先锋派和后现代主义等区分开来”⑤。 当然，波焦利与格林伯格在方法论上还是有区别的。波焦利不仅把先锋派艺术视为形式语言的革新运动，还把它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种历史概念和思想倾向的核心来探讨”⑥。波焦利试图在复杂的社会语境中，探讨先锋派运动的心理条件与独特的意识形态，这凸显了他的历史意识。但是，对比格尔而言，仅有历史意识是不够的，还需要把先锋艺术的历史与先锋派范畴结合起来，把握先锋派理论的历史性（historicity）。这种历史性以理论的自我反思为基础，“基于对象展开与范畴形成相联系的事实”⑦。正是在此意义上，比格尔延续了阿多诺对经验主义社会学的批判立场。经验主义社会学主张以价值中立的立场，把艺术现象作为社会事实进行研究，探讨艺术的社会生产、传播与消费的规律。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西尔伯曼的《音乐社会学引论》（1955）、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1958）、贝克尔的《艺术界》（1984）等。阿多诺基于现代艺术的双重性——艺术的自主性与艺术的社会性而聚焦社会在艺术品中的表征方式，反对把艺术社会学局限于艺术接受的效果分析和经验实证的量化研究。他认为，若无视作品的内容与艺术的品质，艺术社会学将不能有效发挥艺术批判的社会功能；理想的艺术社会学应该是作品解读、结构性效应与特殊效应的运作机制分析的有机结合。⑧显然，阿多诺有意识地将注重实证效果的接受研究与倾向于价值判断的作品分析对立起来。其中，前者基于价值中立的描述，把艺术的功能等同于社会服务，使其服务于资产阶级生活的具体目标，因此艺术并没有摆脱工具理性的束缚；后者基于价值介入的立场，把美学阐释聚焦于单个作品或一组作品中社会内容的解读，认为“它奉献给社会的不是某种直接可以沟通的内容，而是某种非常间接的东西，即抵抗或抵制”⑨。显然，阿多诺之所以放弃艺术的功能分析，主张艺术的无功能性，是因为艺术的自主性隐含了艺术的功能定义：它是一个与工具理性支配下的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相区别的审美领域。 无功能的功能，这是一种充满悖论的判断：艺术只有与社会拉开距离，才能以间接的方式批判社会，但这种安全的距离又让艺术以不介入社会的方式失去了社会的效用。这种建立在作品解读之上的批判理论源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一方面，马克思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虚假”的集体意识，它将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特定时期人为建构的特殊观念，伪装成自然而然的、普遍的价值规范；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把意识形态理解为社会现实的产物，是社会现实不适当的反映。意识形态批判旨在辩证分析意识形态隐含的相互矛盾的意义，以及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中，马克思既把宗教视为幻象，又揭示了宗教的功能：它既是苦难现实的表现，又是对苦难现实的抗议。⑩阿多诺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作为一种方法运用于艺术品的整体分析，在他看来，对艺术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是对社会的间接批判。作为被压抑的社会现实的表征，现代艺术的否定性（negativity）既是特定意识形态的幻象，也是“表现苦难的语言”(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