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3-2568(2021)05-0015-11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世纪交替，千年更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在政策面对发展议题的持续转换，以及美丽乡村、生态宜居、文旅融合、非遗保护、精准扶贫等具体要求在人民生活中的不断落实，由艺术家推动的“艺术乡建”①行动，成为21世纪开头二十年中国乡村建设事业和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重头戏。 由于近年来“艺术乡建”被愈发标签化地使用，以及社会对其显性效力的过高期待，国内学界对艺术乡建的概念范畴和功能作用的争议也在不断加剧。艺术家为什么进入乡村？乡村是否需要艺术？艺术乡建的重点是在艺术上还是在乡建上？②是将艺术乡建视为一场新的“中国式文艺复兴”，重建传统文化符号和生活样态，③还是作为在地艺术关切地方知识重建的一种表征性潮流？④或是以乡村为对象的文化消费方式和治理手段？⑤ 虽然不同时期、不同专业先行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学理支撑各不相同，但在纷繁芜杂的论点和材料背后，仍能清晰地探寻到艺术乡建的话语体系⑥其实是历史表述、政治表述、策略表述的共谋与合围。它不仅关涉文化内涵和历史形态，同时也受到不断变迁的社会语境的支配，因而唯有追溯与关注中国艺术乡建的“结构过程”⑦，才能理解人们对过去发生了什么和过去是什么样子产生的意见分歧，还有关于过去是否真的已经完全彻底地过去，或是对于它是否还在继续的不确定，尽管过去也许以不同的形式而存在。而这个问题会引发的讨论是——关于影响、关于责难或判断、关于当前与未来的紧迫问题。⑧ 因此，中国艺术乡建二十年之回顾，首要之务便是通过追溯其历史演化线索，明晰本土问题意识，再从本土特型化的思想资源、知识依据出发，在全球视野和多学科方法下互视联通，探讨走出方法论误区的可能。要而言之，中国艺术乡建之“中国”，不只指代艺术乡建的物化空间和现场位置，更需表明文化特性所提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维度，以获得本土价值与意义的自主性；中国艺术乡建之“艺术乡建”，既非规制一种知识精英和权力集团的话语阵地，亦非建构特殊的乡建识别形式或孤立的艺术行为过程，而是通过对“农本—乡土—艺道”的复归及再生产，沿着“整体赋能”之向度，以美感形式促成对世界的理解和对转型社会的精神与物质贡献。 一、“百年乡建”与“当代艺术”：中国艺术乡建的两条基本线索 “百年乡建”与“当代艺术”是中国艺术乡建话语体系中两条较为清晰的线索。中国艺术乡建热潮既是百年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延续，也是当代艺术在社会语境下的行动策略。艺术家们或从“城市的处境出发，追溯到与城市现象紧密相连的乡村问题……从文化和艺术的角度介入了目前在各地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⑨，或因对“中国当代艺术后殖民现象的反思和批判……不满足于中国当代艺术被资本所裹胁，反其道从乡村开始来做”⑩，努力开辟实验性的本土当代艺术实践。“艺术”与“乡建”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互为工具、场域与目标，博弈平衡，交织叠合。 (一)中国百年乡建情势变迁中的文艺行动 作为以农业为主要文明类型及农民为主要人口构成的国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剧烈转型既产生着不同形式的乡村破坏与“三农”问题，也孕育了以“自我保护”“乡土重建”为双重定位的“百年乡村建设”(11)。百年乡村建设不仅形式载体复杂多样，更是一个因时因势，不断反思调整、创造总结的过程，而文艺行动在中国百年乡建情势变迁中，虽或显或隐，却是源源不绝，举足轻重。 鸦片战争后，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态势中，中国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尖锐。首先是一系列天灾人祸加剧农村经济危机，农民失地失业引发饿殍遍地，暴乱频发；其次是作为传统中国社会基础的乡村，在西方现代性影响下沦为负面化的社会问题，产生了城乡“文化之中梗”(12)。农村经济、社会、教育整体崩溃的局势引发了知识精英的普遍焦虑和关注，“农村破产说”成为社会精英共识。(13)在全球“乡村世界主义”(14)和农民革命运动影响下，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等有识之士在社会实验的基础上，开始从不同角度提出“乡村建设”(15)思想和主张，形成了声势颇壮的社会运动。 民国乡建运动在政治取向、社会支持、动员方式和建设内容上虽各有不同，但因其区别于激进式革命，是“逐步地让社会自身发生作用，慢慢地扩大起来，解决社会自身问题”(16)，所以无论是再造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的新民”(17)，还是以“新的礼俗”(18)推动文化复兴、实现乡村自救和社会结构改造，自下而上的社团文艺活动都成为消解精英阶层与乡村民众隔阂，打通“化农民”与“农民化”，促成“开发启蒙”或“绵延文化而求其进步”的重要手段。各地乡建团体纷纷利用茶馆、酒肆、戏台等场所，吸纳农民加入改良班、读书会或合作社，文学、图画、音乐、戏剧活动蓬勃开展。以定县模式为例，平教运动推行的四大教育之首即是“以文艺教育救愚”。其中由郑锦主持的直观试听教育部、熊佛西牵头的平民戏剧实验工作等在当时引起了乡村社会的广泛响应。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各地乡建事业最终解体。战争时期掀起的“延安新秧歌运动”等文艺下乡热潮，在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民间去”和左翼文艺运动“无产阶级大众文艺”思想的基础上，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为核心，坚持文艺为政治和工农兵服务，文艺服务于人民的解放事业，在形式内容及功效上显现出明确的革命性和斗争性。其后中国共产党以“耕者有其田”的农民运动，重启了乡村现代性重建的大门，农村建设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运动色彩。(19)受城乡分治和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方针影响，虽然文艺下乡制度成为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重要方式，但无论是艺术工作者大规模的“采风”“集成”工作，还是由新年画运动、新民歌运动、农民画运动等推动的民间工艺展演热潮，新中国文艺建设任务都被明确规定为向农村输送社会主义文艺，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20)政治化、样板化、程式化的特征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