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乡村文创的价值逻辑、行动框架和路径选择

作 者:
向勇 

作者简介:
向勇,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 100871 向勇(1977- ),男,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艺术管理、审美经济与文化产业。

原文出处: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乡村振兴是乡产兴旺、乡居美丽、乡风文明、乡村和谐、乡民富足的全面治理,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和精神引领是文化振兴。作为文化创意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手段,乡村文创是文化创意的战略思维与实施路径在乡村振兴的创新适用。四川宣汉白马花田等地的艺术乡建代表了现阶段激活乡村经济的乡创实践。艺术介入乡村文创的行动框架包括故事驱动、IP授权、创新协同和价值共生等创意营造的综合手段,通过搭建智库平台、培养乡创人才、打造乡创论坛等治理手段的具体路径,积极培育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打造乡村文化经济的新业态,塑造人类乡土文明的新形态。


期刊代号:J0
分类名称:艺术学理论
复印期号:2022 年 0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018(2021)04-0083-06

       如果当代美学的发展日益呈现出自洽性美学和介入性美学两种形态[1],那么当代艺术学的发展也同样表现出这种“艺术学及其不满”的现实倾向,出现自洽性艺术学和介入性艺术学两条学术路径。如果说介入性美学的价值在于艺术面对当代社会所展现出如周宪所言的“理性的阐释力”和“独特的批判视角”,那么介入性艺术学的价值则更多地表现为现实世界的积极介入和日常生活的审美构造,以建构主义的范式立场[2],日益走上一条积极参与当代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介入之途。介入性艺术观强调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艺术品的时代价值,而艺术介入是对介入性艺术观念的践行和“解释世界”的超越,是一种通过“创造世界”去“改变世界”的实践型态。

       乡土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起点,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重要标志。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乡村建设,连续发布中央一号文件,以期全面推动“农业兴旺、农村宜居、农民富裕”的高质量发展。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9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2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的发布和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乡村振兴局的成立,标志着乡村全面振兴、城乡区域统筹发展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

       乡村振兴是乡产兴旺、乡居美丽、乡风文明、乡村和谐、乡民富足的全面振兴,包括乡村政治振兴、乡村经济振兴、乡村社会振兴、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生态文明振兴。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容,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动力和精神引领。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政治建设的内在基础,是乡村经济建设的根本动力,是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定力,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导力量。艺术介入(Artistic Intervention)指艺术家进驻特定的场所空间(包括城乡社区、政府企业、车间厂房、学校医院等)进行的创作活动。这些艺术家们以在地的文化资源、特定的文化素材或特别的文化主题进行艺术品的创作与生产,进而实现资源活化、审美教育和经济带动等不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应。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作为一种乡村振兴与城乡营造的创新发展模式,正吸引越来越多的艺术工作者投身乡村建设事业的新蓝海,形成推动乡村振兴的“艺术创生”(Art for Place Making)的新潮流。艺术创生的核心要义在于营造传统村落的现代生活美学,通过推动村落文化生活方式的重建,进而激活小镇美学和村落美学的创意资本,培育乡村文创产业,助推村落传统经济的转型升级[3]。

       一、艺术创生:艺术介入乡村文创的价值逻辑

       “乡村文创”即乡村文化创意,表现为运用人文、艺术、科技和商业等手段,推动乡村文化资源的产业创新和乡村特色产业的文化赋能,进而推进乡村“文化的产业化”和乡村“产业的文化化”的统合发展,实现乡村文化新经济的创新发展。作为文化创意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乡村文创”是文化创意的战略思维与实施路径在乡村振兴的创新适用。“乡村文创”的逻辑起点是乡村文化资源,通过乡村文化价值的评估和乡村文化资本的转化,打造乡村特色文化产品和乡村特色文化服务,进而通过乡村特色文化市场实现乡土价值的最优交换,在乡村文化政策的支持下,最终发展成为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和乡村特色文化经济。

       艺术介入乡创的实践赋予了乡村寻常物的审美观照和艺术感知。乡村是一个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既有自然土地,又有文化脉络。广布于乡间大地河川深谷的乡村资源,除了土地风物、自然风貌和特色农作物等有形的“物的资源”,还有历史传说、神话故事、民俗信仰、手作匠艺、生命情调等无形的“符号的资产”。朱光潜先生曾指出人们看待以古松为代表的自然物的三种态度:科学家的知识态度、伐木人的实用态度、美学家的审美态度[4],朱良志教授指出还有第四种立场,即“活的自我”的生命态度[5]。无论是审美的态度还是生命的态度,都是一种超功利、超现实的艺术自我救赎的态度,帮助自我达到一种“当下体验”、超越现实、“发现意义”的生命境界。艺术介入的本质是把人们的日常生活提升为艺术世界的“造境之术”。这种寻求艺术世界的艺术之眼也是独特的“中国之眼”,将目之所及那些看起来与自己毫不相关的客观之物幻化成自我生命的一部分,成为自我个体与所在场域独一无二的生命连接。艺术介入乡村文创的本质在于这种有意义、有情趣、有价值的连接达成,形塑成自我生命与乡土原乡之间特有的地方感知和精神认同。2016年以来,北京大学乡创团队在四川省宣汉县白马镇推动艺术乡建的乡村扶贫工作,一开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白马镇毕城村梳理文化资源和文化脉络,从全球视野、国家需要和地方发展的角度,为毕城村提炼出“孝义原乡、耕读人家”的文化基因,通过花田艺绘开展主题墙绘、炫彩涂鸦、艺术装置、古舞新生等艺术介入的手段,让这些古老久远的历史文化和静态停止的自然风物鲜活起来,重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重建传统文化和民俗生活的现代价值及生命连接。

       艺术介入乡创的实践彰显了艺术的现场性与场所精神的场景感。乡村是一个现象学意义上赋予人与土地、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等特定意涵的空间,具有一种独有的场所精神。场所精神是一种物化的建筑情感、空间意象和气氛美学,在诺伯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看来,场所是由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结合的有意义的整体,是具有特殊风格的空间,“建筑的目的在于感动我们。当作品借着服从、体会和尊重宇宙法则将我们环抱时,建筑情感便存在其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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