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22)02-0077-10 21世纪的世界政治充满着各种变革性的力量，其中，民粹主义的强势回归带来了思想格局和力量格局的重大改观，被视为当代世界的重要政治图景之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陷入困境，反全球化运动席卷全球，在其中，民粹主义浪潮不仅激越喧嚣而且追随者众。民粹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反抗，被视为这一时期西方政治动荡的重要根源。 然而，在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最早展开博弈的拉丁美洲，二者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在拉美曲折动荡的现代化进程中，民粹主义的实践远早于新自由主义，以庇隆主义、瓦加斯主义为标签的经典民粹主义早在20世纪30—60年代就已经成为政治主流。1949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中心—外围”理论，确立了依附论的经济学核心；在依附论指导下，进口替代工业化成为主导性经济战略，干预型国家成为拉美左翼政府追求的目标。进入70年代后，随着拉美国家的军人政府纷纷上台，经典民粹主义逐渐退潮，官僚威权主义则极盛一时；80年代的拉美虽然在政治上开始了民主化转型，但经济上却陷入了停滞、衰退。由于进口替代战略和石油危机共同将拉美拉入了长期的经济低迷和主权债务危机，80年代末，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机构为拉美设计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方案，从此，“一个幽灵，一个自由主义、开放市场和强调竞争的幽灵”[1]，开始在拉美地区徘徊。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新自由主义改革仅仅十年左右，拉美又重新陷入增长缓慢、债务危机和政治动荡的发展困境，激进左翼民粹主义和干预型国家发展战略得到了重登政治舞台的机会，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博弈进入新阶段。2019年，拉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引发了智利30比索危机等一系列政治动荡，拉美的发展选择问题再次摆在世人面前。 从发展道路的选择而言，民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解决拉美发展困境的两套对立方案，分别受到国家与市场两股力量的支配，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立场，但就结果而言，都无法实现拉美地区整体的、持续的经济振兴。拉美的发展困境究竟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水土不服，还是因为民粹主义的激进议程，这个答案或者需要深入到二者长达三十年的博弈历程中寻找。 一、缘起：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其挫败 拉丁美洲发展受阻和长期落后是一个全球关注的重要问题。拉美各国在19世纪初期相继获得独立并开始现代化转型，但是，令人一言难尽的是，这个资源富饶的地区经过100多年的现代化发展，竟然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差距越来越大，陷入增长缓慢、经济危机、政治动荡轮番上演的发展怪圈之中，受到贫困与不平等问题的长期困扰，有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资源诅咒”。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整理的数据，1492年欧洲人最早抵达美洲时，与北美相比，在今天玻利维亚和秘鲁生活的土著族群有着更高的生活水准，并且直到1700年，拉美的人均收入与北美也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到了1820年，戏剧性的差距开始出现，拉美的人均收入只到美国的60%，到了2000年，拉美的人均收入大约只相当于美国的20%了[2]。经济停滞与政治动荡无疑有着内在关联，但二者的因果机制十分复杂，而且将拉美长期落后归咎于独立时机及其政治后果会造成对晚近制度建构与发展选择的轻忽。事实上，在拉美获得独立至今长达2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发展模式的选择对于拉美困局的解释更为关键。 二战后，劳尔·普雷维什提出了一套用于解释拉美落后根源的依附论。这一理论以批判不平等的“中心—边缘”依附关系为核心，主张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对拉美各国在1950-1980年间的发展战略产生了深刻影响。进口替代工业化力图改变初级产品出口的工业化模式，目的是帮助拉美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对于边缘国家来说，摆脱依附地位具有无法拒绝的诱惑力，很快，拉美各国开始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实践。在实践中，拉美各国的经济政策基本上只侧重进口替代，通过控制汇率和补贴国内工业部门来减少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从20世纪50—70年代，这一发展模式为拉美带来了快速的增长，各国年均增长达到5.5%，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保持相对稳定，甚至略有下降。但是，“在被称为‘进口替代’的国家主导工业化阶段，必须承认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对国内市场更大程度的依赖”[3]，而对国内市场的依赖带来了长期的财政和贸易赤字。为了维持公共开支、补贴国有企业以及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拉美国家纷纷向西方国家大量贷款，债务负担极其沉重。1970年时，整个拉丁美洲的待偿债务总额是290亿美元，到了1978年，这一数字变成了1590亿美元，1982年更达到惊人的3270亿美元，其中至少80%为主权债务[4]。70年代末石油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收紧货币政策，大幅提高贷款利率以应对全球经济衰退，负债累累的拉美国家终于不堪重负，爆发债务危机。债务危机的发生标志着拉美地区进入了所谓“失去的十年”的经济衰退时期，到80年代末，人均GDP下降了8.3%，整个地区只有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巴拉圭和乌拉圭等5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增加了，但是经济表现也非常平庸，年均增长只有0.8%[5](P68)。 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改革正式登上拉美舞台。1989年，美国推出一项“布雷迪计划”，针对拉美的债务危机与经济衰退提出了减免债务和提供新资金的两项援助原则，但要求加入计划的国家承诺进行结构性的经济改革，改革政策须包括减少政府干预、紧缩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私有化和开放国内市场等项，这就是被称“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为了获得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援助，拉美国家不得不展现经济现代化的诚意，全面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方案。因此，就缘起而言，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是专门针对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失败实践而设计的，拉美成为后发国家中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试验田。在改革的初期，拉美经济有所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债务危机和经济衰败。进入90年代后，拉美地区的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3%，通货膨胀率大幅下降，财政状况也有所改善。然而，好景不长，到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拉美多国又接连发生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诸多问题渐次暴露，尤其是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困加剧等经济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