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22)01-0001-10 有了人类，就有了教育实践和对教育的认识，认识教育必然要认识教育的本质。要认识教育的本质，就要认识教育发展的规律，更要认识发展教育的目的；既要认识永恒不变的教育本质和规律，也要认识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教育本质和规律。教育本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合理性建构，是从本体存在到本质生成的过程。对教育本质的认识，既是在发展教育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和演变的，又会对教育实践变革产生重要影响。古代中国对“什么是教育”的许多感性与理性认识的词语、概念和话语表述、解释，对古代中国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教育”和反映教育本质的“培养”词语、概念、话语是现代中国对数千年古老中华文化的复兴和创新，是中国教育本质观的时代性变革。以同等重视教育为本与以学为本的价值追求为引领，构建主体间指导学习的教育本质观及其师生关系观，是构建现代中国学习化社会教育理念、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必然要求和理想追求，同时对借鉴世界教育经验、形成中国特色教育话语体系有重要意义。 一、“教育”和“培养”是古老中华文化在近现代中国的复兴和创新 有了人类，就有了教育实践和对教育之思，但反映教育事实之本质的“名”及其词语和概念则是历经数千年演变才形成的。古代中国浩瀚的教育名著更多的是论“为学”而非“为教”，“为学”既有受教之学，也有有意无意之自学，还有学问、学术等；既不等同受教之“学”，更不等同“教育”。“教育”只在《孟子·尽心上》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中出现过一次。《学记》约1500字，有“学”48个，“教”20个，没有“教育”；不仅以“学”命题，且首段就是“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然后有“人不学，不知道”，“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此谓教学相长，……学学半”，“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等。《大学》不是“大教”，全篇共2200余字，有“学”6个，“教”6个，没有“教育”。《论语》开篇是《学而第一》，第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后有“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等。荀子的《劝学》第一句是“学不可以已”，其后的“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等都强调“学”。唐代颜真卿的《劝学》、宋代陈普的《劝学歌》、近代张之洞的《劝学篇》等也都强调“学”。连太平天国也有《劝学诗》。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对“教”“育”分别解释，而非作为一个词解释。 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开始使用“教育”一词的分界线。之前，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等如同古人，都以论“学”而论“教”。康有为在《长兴学记序》(1891年)中认为，学是人与物、人与人区别的根本，“学也者，由人为之，勉强至逆者也”。人性相近，学则使人相去甚远。同是物，人能学则贵，异于万物；同是人，能学则异于常人；同是学人，博学则胜于陋学；同是博学，通于宙合，则胜于一方。[1]梁启超的《变法通议》(1896年)、《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897年)、《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1898年)等都用“学”“教”而非“教育”来论教育。之后，严复的《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1902年)，其题目是“论教育”，内文则更多的是论“学”。清廷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也很少使用“教育”。“教育”成为固定词汇被普遍使用是古老中华文化在近现代的复兴。梁启超是开启使用“教育”的先驱，他的《教育政策私议》(1902年)、《教育当定宗旨》(1902年)、《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1917年)、《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1922年)等都以“教育”论教育。容闳的《予之教育计划》(1909年)、张謇的《论严格教育旨趣书》(1912年)、蔡元培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1912年)和《新教育与旧教育之分歧》(1918年)，以及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黄炎培等人的著作都普遍用“教育”论教育。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中国同时重视教育和学习，有时也以“教”替代“教育”，但很少再用“学”来指代教育和论教育。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这是当代中国对教育本质最普遍和最简明的界定。但“培养”一词在古代和近代文献中很少使用。《辞海》对“培养”的解释是“栽培养育”，如培养花木，引申为教育、造就人才。“培养”与教育联系起来，早先出现在《宋史》，《宋史·苏轼传》记载：“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元代欧阳玄《示侄》也提到：“吾宗孙子多好学，争持卷轴求余诗。……初阳萌动慎培养，万木一本含春滋。”古代中国有招揽人才的养士制度，但此“养”有别于“培养”之“养”。近代教育名著中，也有“养人才”“育人才”“造就人才”之说，但没有用“培养”的。郑观应在《学校》(1892年)中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2]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管制。”[3]“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夫国家之设学，欲养人才以共天下”[4]。他在《论科举》中说：“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要义。”[5]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1898年)中说，“奏为请广开学校，以养人才，恭折仰祈鉴事”，“夫养人才，犹种树也，筑室可不月而就，种树非数年不荫，今变法百事可急就，而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