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现代化有两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一个是“为了国家发展”的取向，一个是“为了个体发展”的取向，这两种取向基本上是统一的，但有时也存在冲突。 一、为了国家发展的取向 作为教育事业的管理者和教育机构的主要兴办者，国家必然视教育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工具，因此国家发展的取向是典型的工具性取向。作为教育的管理主体，国家希图使教育在两个方面发挥工具作用，一是作为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工具，一是作为国家内部统治的工具。国家希望教育在国际、国内事务中都发挥其作用。 然而，既然是工具，就具有两面性，或者成为好的工具，或者成为坏的工具。而要成为好的工具，是有条件的。 教育产品无非是两个层面，即人的技能和人的态度。教育怎样发挥工具作用，教育会成为怎样的工具，关键是看教育所造就的人的技能和态度的性质。 人的技能此处是指知识、能力、一般性的技能和职业技能等方向，人的态度是指人的情感、价值观念等方面。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教育要成为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有效工具，在教育所培养的人的技能方面是有较明确的要求的。如果某个国家的教育产品皆为通晓古典文学的人才而这些人对现代科技一无所知，那么，该国的教育就不能成为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有效工具。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是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竞争。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取决于科技发展水平和科技人才素质以及劳动力素质，而后者又最终取决于教育。在参与国际竞争中，科技教育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各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对科技教育作用的认识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常常出现的现象是，总认为教育是个好东西，认为只要教育规模扩大了，就必然会带来国家实力的增强，其实不然。教育有许多层面，哪一层面的教育能促进国家哪一方面的发展是有内在联系的。如果对此缺乏深入的、细致的认识，则可能会造成浪费。 国力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是教育的竞争。具体一点讲，最后是科技教育的竞争。科学技术的威力已为世人所共认。 没有一个国家不想使教育现代化成为国家现代化的有效工具，但有些国家做到了这一点而有些国家没做到或做得不尽人意，原因何在呢？国家是教育的控制者和管理者，国家对教育控制和管理水平会影响教育作用发挥的方向和程度。随着教育现代化的推进，教育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分化也越来越显著，国家权力对教育的渗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这种渗透是国家关注教育、重视教育的标志。只有国家权力介入教育，才能调集大量资源发展教育并解决教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对各种层面的教育分化予以有效地整合。然而，国家权力能否对教育现代化起促进作用还要看国家权力运作的理性化程度，如果国家在进行教育决策时、在制订教育政策时、在通过教育立法时，不顾及国情，对本国教育发展现实状况和社会对教育的需求状况无切实的研究和分析，而且盲目决策、任意制定政策，那么，结果只能是阻碍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进程，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因此，这里涉及到一个国家教育权力运作的理性化、合理化问题。而要使教育权力运作理性化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这个国家有一个理性化的政治、法律、行政机制，使教育权力的运作在一个理性的框架和程序下运行。教育决策（尤其是议会中的教育决策）、教育立法、教育行政等对教育发展起控制、管理的作用，然而教育无独立的政治、法律、行政机制，它们依附于国家的政治、法律和行政体制，如果后者不健全，政治专制、无法可依、行政混乱，那么，教育权力运作的理性化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本文才认为教育现代化对社会其他几个主要方面如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现代化具有依附性，才强调整合机制建立和健全的必要性。另一个条件是，教育权力运行建立在专家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并尊重专家的聪明才智，使教育决策在专家建议的基础上进行，避免任意性。这两个条件中，第一个条件是根本性的，第二个是从属的。有了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较容易产生出来，在一个政治民主、法律健全、依法行政的大环境下，教育决策部门就会尊重专家的意见。但有了第二个条件而无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往往很少能发挥作用，因为在一个政治专制、法律秩序和行政秩序混乱的社会，专家的理性化的意见往往并不受重视，理性因缺乏权力的支撑而只能处于无能状态，权力则因摒弃理性的支撑而只能处于盲目状态。权力与理性不能有效地结合，则意味着教育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前途的渺茫。 教育工具性价值的发挥取决于教育能否合理发展，而这又取决于国家权力对教育的干预是否合理，最后取决于国家是否拥有一个合理的、理性化的中心制度、整合机制以及专家对“教育怎样发展才最有助于提高国力”的认识的深度。当然，专家们也有他们的局限性，研究表明，专家们的建议有时也是存在问题的，而且有时专家们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也不一致。 本文在此非常强调专家和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对“教育怎样发展才最有助于提高国力”这一问题的认识深度。因为教育是一个无底洞，不论在穷国还是富国，教育经费总是紧张的，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教育经费多得花不了，然而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对教育无限量地投入，投入总是有限度的。怎样使有限的投入发挥最大的效益，为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力服务，是每一个有责任心的政府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的结论是：教育滞后发展和冒进、过度发展都是对增进国力不利的，都是效益、效率不高的。要使教育对增进国力发挥最大的效益，教育的结构必须合理。尤其是与经济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职业技术教育、科技教育在整个教育结构中应占据重要地位。职业技术教育、科技教育是工业化和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重要支柱。“科教兴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对这一结论的鲜明的概括。日本的经验和印度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对这一结论作了注脚。 国家不仅通过教育培养人具有某种技能，而且还力图使人形成一定的态度（价值观）。不论从消极地维护现存统治秩序看，还是从积极地形成促进现代化的心理素质和价值观看，形成某种态度都是必要的。但政府在此问题上往往会处于两难境地。政府统治和现代化建设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国家希图通过教育来维持社会秩序，然而教育反过来却又会提高受教育者对政府的期望值，从而给政治造成压力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尤其是，通过教育所形成的一些现代观念（如一些人对平等的强烈追求）对社会稳定也会造成威胁，因为此时社会还不具备使人人平等的条件。有些现代观念对某一阶段的现代化是有害的，观念超前并不总是一件好事情，而这些现代观念的重要传播途径之一就是教育。教育有促进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解体两种对立的功能，怎样使培养出来的人既具有现代精神又不过于激进从而不会对现代化建设必须具有的稳定秩序造成破坏，一直是令许多政府伤脑筋的问题。 将教育视为国家发展的工具，视为对外参与国际竞争、对内加强政府统治的工具，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的追求，这种追求是对教育的效率（效益）的追求。国家希望以最小的投入从教育中获取最大的产出，希望教育现代化成为国家现代化的推进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