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理论上，各级各类教育都有广阔的需求市场和强烈的社会期望，都需要一个较大的增长。但是，对经济社会及科技发展水平与构成、教育发展可供支撑条件、人才吸纳环境而言，教育的发展又应是有选择的。教育结构的选择、优化是反映教育与经济社会契合水平，教育投入与产出质量的重要标志。许多研究和事实表明，当前教育发展的最大问题是结构性劣化。在教育发展的终端，结构性浪费是人才使用的最大浪费；在教育发展过程中，结构性矛盾是教育发展的最大矛盾；在教育支撑条件上，结构性效益是教育投入的最大效益。 这里所说的结构协调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结构的均衡增长，而是有选择、有重点、有导向、讲效率的非均衡发展及更注重结构（或网络）间的优化。结构协调是教育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教育高速发展的基础。 首先，要把握机遇与持续发展的结构协调。机遇有两类：一类是可延续性机遇；一类是“突发式”机遇。前者主要是指经济社会需求持续增长而引发的，能对长期、持续发展和结构优化起助力作用的机遇，这时应该着重解决教育供给长期结构性短缺的矛盾，努力增加有效供给。后者则主要是指一种意识性、人为“题材”的“炒作”而产生的“泡沫式”现象，教育发展是与此截然不同的持续、长久的过程。机遇只是这一过程中的偶发因素，机遇把握、利用得好，就会起到跨越、催化、加快的作用。而教育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以结构协调为其前提条件的。因此，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应该把机遇置于历史的长河中高瞻远瞩地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教育一直置身于加快发展的大好机遇。但是，从深层次领悟，这种机遇并不仅仅是指教育增长的机遇，而且更是增强教育基础和持续发展能力的机遇。两者相比，把握好后者更为关键。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基础教育的位置最为重要，可以说是教育以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同时，它又是最为薄弱的结构。因此，大力加强基础教育，提高全社会的科学文化素质，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把握机遇的重点。同时，有了坚实的教育基础，到下世纪初叶，我们就能够拥有更加良好的高等教育与高等人才。这正是“百年大计”的真谛之所在，也是最大的机遇效益及结构效益。 其次，正确把握需求与供给的结构协调。结构协调是个复合概念。结构是规模的载体，包括了规模的内涵，一个优化的教育结构即是教育规模有效增长的实现；同时，教育结构又是质量的体现。改善教育运行，提高教育增长质量最关键的就是建立一个优化的教育结构。因此，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内涵就是教育结构与经济社会结构相协调。通过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需求来实现经济社会对教育的整体需求。某一层次、类别教育结构的畸重或暴增，都将造成另一层次、类别结构的畸轻或暴跌，导致整个教育结构的倾斜。这类结构供给总量“盈余”对自身来说，并不是有效发展，而是无效增长。对整个教育结构效益来说，则可能为负效益。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越高层次的供给“盈余”、越高级人才的闲置，就越不经济。教育的地域性结构亦如此，区域性的“赶超压力”和主体意识与地位的增强，可能会造成“诸侯教育”，其后果也必然造成整体教育结构的劣化。所以，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改革一定要先设计后施工，决不能再重走以前的道路。 再次，正确把握外延增长与内涵发展的结构协调。我们首先应该明确这样一个概念：内涵发展与外延增长并非截然对立。不管是外延增长还是内涵发展，都有增长的含义。内涵发展指的是在增长的基础上注重增长方式的改善，增长质量的提高和高速增长下的效益。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特别强调，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速度和效益高度统一的原则，走一条既有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的路子。教育发展的路子亦应如此。就当前我国整个教育结构来说，内涵需要改善，外延同样需要扩大。比如，我国1994年尚有近200万、近300万小学适龄儿童、小学毕业生不能入学和升入高一级学校就读，青壮年中还有2000万文盲半文盲。所以，基础教育及扫盲教育还有很大增长余量，还需要一个较大的外延扩张。由于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大头，它的扩张就可以视为整个教育体系的外延增长。但同时，在教育体系内部，这一外延增长又可视为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即等同于教育体系的内涵发展。对于高等教育来说，虽然也有一个加快增长问题，但就目前现实而言，由于受经济环境、人事制度、社会人才流动制度的影响，就业及上岗形势都趋紧，所以，宜采取以内涵发展为主的办法。当然，这一内涵发展也是相对而言，一是与基础教育的外延扩张相比，二是内涵发展也不是不要量的扩张，而是量的扩张与质的提高、单位效益的提高相辅相成、共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