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改革是世纪之交各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一项系统而又复杂的工程。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教育哲学、文化价值标准、学校体制、教学模式及评价程序的规范性整合的指示器。而课程改革在本质上是在文化选择中培养和造就一代适应现代化社会的文化新人。因此，跨世纪的课程改革必须以课程文化新思维为导向，努力探求现代课程科学的价值观、模式观和评价观，在对传统课程的文化选择和文化重构中实现课程的现代化。 一、课程现代化和课程文化的释义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指出：“课程即课业及其进程”（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7页。），美国新教育百科辞典把课程释义为学校教师指导下出现的学习者活动的总体；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认为：“课程囊括儿童在校学习期间应具备的全部经验”（注：S.拉塞克，G.维迪努：《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由上可知，目前人们对课程这一概念的界定不一。正因如此，课程现代化至今仍是一个尚需规范的范畴，有人把课程现代化诠释为课程的西方化、国际化；有人干脆把现代课程同传统课程绝对对立起来。据此，笔者认为，我们欲科学而又完整地把握课程现代化这一范畴的本质内涵，就必须建立课程民族化与课程现代化互动谐同机制。课程民族化是在传承和活化民族文化传统中实现民族传统课程文化的现代化，而课程现代化是在文化反思和文化重构中实现现代课程文化的民族化，课程现代化寓于课程民族化之中。 课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是属于教育文化学的一个新课题。这里，课程文化仍属一个尚需规范的前科学概念，它立基于教育与文化互为中介的理论：一方面，人类依靠文化成果教育和塑造年轻一代，而在另一方面人类又借助于教育传递和源源不断地创造新文化。人类每一代创造的文化成果不可能依靠人的体内遗传传授给下一代，而人类个体必须在教育过程中习得超生物经验。正是文化以教育为中介在代际和人际的传递和交流，把人类的富有自然素质潜能的个体化为具有现实文化素质的社会人。因此，文化具有传递人类劳动和社会生活历史经验，促进年轻一代身心素质社会化，维系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功能。而学校的课程是对社会文化成果进行教育文化学的结构分析和破译编码的独特的文化沉淀。因此，课程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就课程文化的功能而言，课程文化本质上是传递、交流、重构和创造文化的高级文化体；就课程文化的内容而言，课程文化是科学文化、道德文化和审美文化交融渗透的复合体；就课程文化的形式而言，课程文化是一个开放有序的教育文化模式，它是多元文化的交汇处和结合部。一方面，它不断地从社会摄取、选择、传播和融合着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另一方面，它又在课程活动中创造出富有特色的亚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课程文化藏着巨大、深沉的历史内涵和变革进取的时代精神。 二、现代课程价值观的检讨与修正 文化反思是人类对文化的本质、功能及其价值的意识。长期以来，文化至上的价值观成为人类中心主义的精神支柱。在文化与人的关系上，人的本能、欲望等被划为动物性、兽性和恶，而理性、科学、道德、法律、艺术等文明成果人们则顶礼膜拜。基于如此文化至上的价值观，传统的教育哲学把文化的教育功能规范为文化对本能的改造，理性对欲望的征服，社会性对个性的同化，从而导致课程文化长期徘徊在社会本位论，理性专制，唯科学主义，道德至尊的历史误区。对此，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义遒指出：“科学给人类以福址与祸害并存，进步与破坏同在”。（注：王义遒：《科学教育中的人文精神》，《教学与教材研究》1998年第1期。）当代的高度繁荣和全球危机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人类陶醉于诸如汽车、飞机、电话等科技成果享受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忍受着癌症、艾滋病的折磨。事实证明，这些新病魔都与人类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息息相关。 基于对当代文化的反思，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课程文化的价值取向及课程目标必须进行检讨和修正。回眸本世纪后半叶课程改革，在关于课程目标的文化价值取向上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价值取向，即文化至上的社会本位论的价值取向和自然至上的个人本位论的价值取向。前者把课程目标定位于传递社会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社会规范和知识体系，维系文化的继续和社会的延续。而后者认为课程目标应当顺从自然，开发儿童的天赋潜能，以人的个性，人格完善为理想目标。两者各执一端，陷于误区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文化观对人与自然、文化与本能、社会与个人的形而上学的割裂和对立。现代课程目标观的价值取向应根植于人与文化相互选择、动态同构的天人合一的文化观（人类和自然要合一，不应该矛盾）（注：季羡林：《对21世纪人文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教学与教材研究》1998年第2期。），而文化选择的主体则是社会与个体同构的共同体。这样，课程文化的目标既是社会以年轻一代个体身心素质的文化心理结构为载体传承文化，维系社会的延续，又是人在对社会文明成果的文化选择和重构中开发素质潜能，推动文化和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这是一个以人为主体，以课程文化为中介，群体素质文化与个体文化素质双向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走出了文化至上与自然至上、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对立和冲突的误区，从而为课程改革的文化选择开拓了一个开放、包容、综合的思维空间。 三、现代课程文化模式的奠基和塑型
